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换子疑云》
作者：王书亚，原刊于《南方人物周刊》
伊斯特伍德越到晚年，风格越是沉郁、透彻，灰白、平缓。这是部伟大的电影，取材1928年的“怀恩·威尔虐杀儿童案”。许多议题在我心中拥挤，不知一篇短文中，拿出来说与不说。
20 年代的洛杉矶，克瑞斯汀娜，一个电话公司的单亲妈妈，她7岁的儿子华特走失了。几个月后，警察送回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华特。队长说服克瑞斯汀娜，孩子在磨难中会面貌大变。但孩子的身高、牙医记录、对老师同学的记忆，甚至被割掉的包皮，都显示他是人家的孩子。几个回合后，警方为掩饰错误，将克瑞斯汀娜扔进了精神病院。
那里还有许多被警方扔进来的人。公共权力与心理学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强势的一种世俗宗教。克瑞斯汀娜与“病友”及医生的对话，精彩扼要地凸显了这个议题。当警察和医生合谋，形成一个解决人的问题的“伪祭司”群体时，一个荒诞的后果，就是私人知识（无论是信仰、还是母亲的情感与记忆）开始丧失合法性。
这是我舍不得打住的话头。不过伊斯特伍德拍的，并不是另一部《飞越疯人院》，也不是新版的《洛城机密》。因为有一个声音，一开始就很突兀地介入了进来。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布里格拉伯。在华特失踪两周后的主日布道中，高声宣称，克瑞斯汀娜虽不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却和我们一样是这座罪恶城市的市民。我们一直为她祷告，也希望警方继续努力。但是，“鉴于洛杉矶警察局是落基山脉以西最腐败、最无能、最不知羞耻的政府机构，我不能信任他们”。
牧师主持一个电台节目，他的布道也在电台直播。警方恨死了他。几个月后，他给克瑞斯汀娜打电话，说我们该见个面了。他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揭露这座城市的罪恶，每一天，在臭水沟里，在精神病院，都有一具被抬出来的尸体。克瑞斯汀娜回答，我没那么高的目标，只想我的孩子回来。布里格拉伯牧师说，你的孩子不是第一个，但你若作出上帝喜悦的选择，你的孩子可能是最后一个。
克瑞斯汀娜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布里格拉伯牧师在广播中发起了声援运动。直到他带着律师，去精神病院将这位母亲带了出来。克瑞斯汀娜不依不饶地寻找着华特。不久，连环杀人犯怀恩· 威尔被发现，挖出了近20名儿童的遗骸。在接连的听证会与诉讼中，市民走上街头，支持这位坚毅的母亲。警察队长被解职，终生不得录用。
影片对怀恩·威尔的描绘，也惊心动魄。因为三个孩子曾逃出去过，当时又没DNA技术，克瑞斯汀娜宁愿相信华特没有死。法庭上，威尔冲到她面前说，我没有杀华特。这强化了她的执拗。结案后，仍继续寻找她的孩子。威尔执行绞刑前，写信说，如果克瑞斯汀娜愿见他最后一面。他将说出真相，帮助她恢复正常的生活。当克瑞斯汀娜站在他面前时，结果威尔彻底崩溃了。他说，我没想到你真来。写信是一回事，当面说是另一回事。我已在神父面前忏悔了。神父说，上帝会饶恕我的。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再说谎。
克瑞斯汀娜抓住威尔，一遍遍地逼问他。柔弱母亲与杀人恶魔，一个对生的盼望，一个对死的恐惧，天国与地狱、短暂与永恒的倒转，使他们颠倒了角色。克瑞斯汀娜以下地狱来咒诅他，威尔在恐惧中瘫软，竟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被巨人拽在手中。威尔走上绞刑架，对旁边的神父说，我坚持住了，没有说谎。我会上天堂对吧。他被戴上黑色头罩，唱起了小时候妈妈的歌。叫我听见了这一生从未听见过的一曲《平安夜》。满腔的恐惧，彷佛一个从地狱传回来的声音，“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一位先知式的传道人。最近读《儒家的困境》，汉学家狄百瑞颇有洞察力，他比较旧约的先知和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说真正的君子，是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所以君子与帝王的张力，是公共传统中的重要议题。但自我修行的君子和蒙神呼召的先知不同，君子扮演一个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角色，但他们一没有得到过百姓的托付，二也没有从昊天上帝那里获得启示的支撑。因此儒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悬在空中，两头没有着落。
刘军宁先生读旧约，发现先知有两种。一种是宫廷先知，有意思的是，宫廷先知全是假先知。只说君王喜悦的话。一种是旷野先知，有点像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旷野与宫廷，换成我们的话，就是江湖和庙堂。
不过刘先生说，二者还是不同。因为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敢向君王说不，却不敢向所有人说不。旷野先知，就如耶利米或施洗约翰，却是向整个族群、社会和国家说不的。当他们领受一个呼召，上帝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他们说到一个地步，这世上满了罪恶，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整个国家若不悔改——他们这样咒诅说，雅各的子孙必将灭亡。基本上，这已到煽动颠覆国家的档次了。
鲁迅差不多是对所有人说不了。但鲁迅也和施洗约翰不同，因为约翰穿着骆驼皮，吃着蜂蜜和蝗虫，愤怒指责君王和民众的罪孽。但他知道自己对不义的指控，并不是一份宣判。而是对悔改的呼召，对恩典的预言，是在为一位救主预备道路。但在鲁迅的生命中，否定的意志强过了爱。对罪恶的指责，就变作了对审判的僭越。
布里格拉伯牧师的形象，教会中少见，银幕上也少见。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三重分离的职分。新约中，都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身上重合了。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领受了这三重职分。大部分牧师是祭司式的传道人，少数是先知式的传道人，就像影片中的布里格拉伯，或现实中的马丁·路德·金。
或几百年前的约翰·诺克斯，长老会的创始人。如爱丁堡广场上那块不起眼的石板，上面刻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敬畏上帝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不惧怕任何人”。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这一路的传承。在1928年的美国，几乎是一个异数。经历两次大战、铁幕时代、性解放与民权运动后，到了1974年，全球福音派教会在瑞士签署《洛桑信约》，才宣称基督徒对时代与文化，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怀恩·威尔案之后，加州警察再也不能把他们不喜欢或不愿带上法庭的人，扔进精神病院了。网上有人问，我们离1928的洛杉矶有多远。媒体、教会、舆论、法庭、听证会，一个有勇气的受害者，一群被鼓励的市民，构成了当代“旷野先知”的舞台。但这也不是适宜的议题，我低头祷告，因为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