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温秀
招行首先主动披露持有雷曼债券情况，中行、建行也持有一定敞口
【《财经网》专稿/记者 温秀】雷曼破产后，不少中资银行爆出持有雷曼的债券。
招商银行（香港交易所代码：03968，下称招行）17日发布公告称，截至公告日，该行持有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发行的债券敞口共计7000万美元，其中高级债券6000万美元，次级债券1000万美元。
另据可靠的消息人士透露，建设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39，下称建行）也持有量级“不少”的雷曼债券，其数量高于目前已经披露相关信息的中资银行，但还未达到需要专门对外披露的数量级。该行拟在10月底发布季报公布时进行披露。
上述人士坦承，建行目前持有的雷曼债券“不好处理”，出手较为困难，但其绝对量相对于建行的体量来说，对整个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不是很大。 Continue reading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涛澜通略三鹿服务小组在2008年8月11日给三鹿集团提出公关解决方案建议，“希望利用奥运期间的风平浪静，协助三鹿集团打好这一艰苦的负面公关战役”。
公关信称，经涛澜通略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从500万的广告投放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可以享受将目前几大事业部早期负面新闻删除。
公关信还透露，目前三鹿集团奶粉事业部已经投放120万元，只需再协调180万元就可以与百度签署框架，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
原文链接：三鹿真假“公关战”21世纪网
909：2008年9月13日
据新浪网消息，9月13日下午消息，对于近期“三鹿与百度签定300万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负面新闻删除”的消息，百度发表声明称，其在第一时间严词拒绝了三鹿的代理公关公司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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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报道毒奶粉事件透露出的三条信息
出处： http://bbs.news.163.com/bbs/shishi/97327185.html (已被封口）
刚刚看了今晚央视新闻联播，由邢质斌主播的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奶粉质量检查结果的通报。22家奶粉厂家产品含有三聚氰胺，著名国产品牌几乎一网打尽。报道里这样三条信息耐人寻味：
一，是被查出有问题的广东雅士利奶粉出口到孟加拉、缅甸和也门（新闻中说该品牌奶粉仅出口这三国）的产品不含三聚氰胺；各厂家所有供应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奶粉未检出三聚氰胺。这条新闻告诉我们，中国的生产厂家执行的是两条生产标准，宁可用毒奶粉喂养本国的孩子也决不给外国友人造成一点伤害。这条新闻还告诉我们，生产厂家完全有能力做到按为外国友人提供奶粉的标准生产，但他们拒绝为中国的孩子履行最起码的义务——我们甚至可以不要求有营养，但提供无毒的奶粉也是奢求吗？这条新闻同时还证明了：如果说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某些心理阴暗的中国人夸大其辞栽赃于人的伎俩，那么，今天把毒奶粉留给中国的孩子把好产品供给外国友人则是某些中国人歧视同胞的最准确的注脚。
二，是报道中提到，本次抽检的各厂家9月14日以后生产的液态奶未检出三聚氰胺。这条新闻告诉我们，自9月11日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各生产厂家都加强了生产管理和质量检测，所以14号以后生产的奶粉不再含有三聚氰胺。这表明这样的质量事故厂家在技术上是完全可控的，仅仅三天时间各厂家即毫不费力地把三聚氰胺踢出厂门。这条新闻还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要么是厂家平时疏于管理，没有真正落实严格的质量标准，要么就是故意大规模投放三聚氰胺。而参照第一条新闻内容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既然提供给外国人的奶粉完全合格，就说明厂家还是有一套质量管理体系的。像这种大规模地连续地生产含有同一种有素化工产品的奶粉，厂家质检部门不可能长期检测不出来。这条新闻同时还证明了：这么多厂家不约而同地同时生产含有同一种毒素的奶粉，表明这已是行业内通行的潜规则。即便这毒素是来自奶源或是供应环节，厂家都难逃默许、纵容和放任之责。跟厂家自身直接投放三聚氰胺并无本质区别。
三，是新闻最后强调说，有关专家提醒三聚氰胺是一种低毒的化工产品，其后果是造成泌尿系统疾病，绝大部分结石婴幼儿可通过喝水排出来，即使出现肾衰竭也能治愈。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专家的无耻，他们总是在人们愤怒绝望的时候跳出来给人最后一击。在已经出现有婴幼儿喝毒奶粉死亡的的病例时，他们还厚颜无耻地“以正视听”，已经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良知。这条新闻还告诉我们，每当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都有专家出来解释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背后肯定有一个局——有人需要专家出来说他们不方便说的话！专家从貌似公允的科学角度解读更容易平息众怒，让人信服，达到他们做不到的效果。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报道中所谓的专家并没有具体姓名，这要么说明这些专家也知众怒难犯，不敢署名，要么就根本没有这个所谓“有关专家”说法，只不过借这个名头进行新闻导向罢了。这条新闻同时还证明了：对毒奶粉临床危害这样轻描淡写的解读，预示了毒奶粉事件最终会和四川灾区豆腐渣校舍跨塌一样不了了之。
[出现食品质量问题的时候，中国官员操心最多的是维护“形象”，而不是怎样防止问题再发生。（见后文转贴：《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谈三聚氰胺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给这些官员结结实实打了个耳光。可惜，耳光归耳光，“形象”问题至今还是比孩子的生命重要。（见转贴：《关于做好”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网上宣传管理的提示》。）]
李长江在质量安全监管会议上的讲话
全面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形象
——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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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自两房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就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目前是全球 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截至2008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规模超过1.8万亿美元。其实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可供中国政府投资的金融产品非常有限：由于目前欧 元相对于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欧元资产普遍价格过高；日元资产的收益率相对较低；其他金融产品的市场流动性较弱。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 于美国的国债与机构债。根据笔者的估算，截至2008年6月，中国政府大约投资了 6000亿美元左右的美国国债、4600亿左右的美国机构债，两者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
两房危机一旦爆发，中国外汇储备市场价值就面临着巨大风险。如果美国政府不对两房进行救援，放任两房倒闭，或者由两 房直接与债权人就债务重组进行协商，那么两房发行的机构债发生实质性违约，信用评级将由AAA级直接调降至投资级以下，机构债的市场价值将大幅缩水。中国 政府所持有的4600亿机构债的未来着实堪忧。
现在美国政府接管了两房，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答案是未必。两房的国有化实际上意味着与两房资产组 合相关的信用风险，目前已经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未来，美国政府要支付2000亿美元的注资费用，不得不借助于增发国债。无论是潜在信用风险的 增加，还是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恶化，都有可能危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为了吸引潜在投资者购买，美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提高新发国债的收益率，而这必然会压低已 发国债的市场价值，造成中国政府持有的6000亿美元国债的市场价值缩水。
简言之，作为两房以及美国政府的共同债权人，无论美国政府是否对两房进行救援，中国政府都不得不承担部分损失。事实 上，如果中国政府不尽快调整外资外贸政策，纠正汇率失衡，从而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政府在未来将不断遭遇这种尴尬局面，两房危机可能仅仅是冲 击的开始。
《劳动合同法》的负面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孙立平
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之后，如何形成良性而有效的利益博弈机制，是我们这个社会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近段时间围绕《劳动合同法》所产生的种种争议，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劳资关系成为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改革之前的再分配时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然后再按照某些原则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几乎所有的企业和经营性资产都是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实质都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那样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劳方与资方的关系。而我们许多处理企业和员工之间关系的准则，都是依据这种情况确定的。比如，在《宪法》中有关员工罢工权利条款的取消，理由就是企业都是国家的，因此罢工不是罢企业的工，而是罢国家的工（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国1975年和1978年两部《宪法》中倒还都有关于公民有罢工权的规定，反倒是改革开始时的1982年《宪法》取消了公民罢工权的规定，同时将原来的罢工权看作是文革式的大民主加以否定）。
但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进行，市场开始取代行政权力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企业产权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的日益市场化，劳资关系便开始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种基本关系。有资料显示，在2006年，广义民营经济中的就业人数达到37409万人，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为 85.3%。同时，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随着企业制度改革的进行，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也越来越具有资方和劳方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好劳资关系，处理好劳资矛盾，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正视的是，当劳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确立之后，资强劳弱的格局也就逐步形成了。这当然首先是在于资本相对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资本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其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市场上所拥有的主动权等决定了其本身就是强势的。而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资本的过分呵护和偏袒，社会对于资本的过分崇尚和偏爱，也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强势。而在另一方面，劳方却开始处于明显的弱势状态。尤其是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者在市场中几乎是处于一种无法自我保护的状态。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的分配日益失衡：劳动者的工资被压到十分低廉的程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劳动者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处于很低的水平，在有的地方或企业，甚至这些福利和保障完全付诸阙如；一段时间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愈演愈烈，截至2003年，全国共拖欠农民工工资高达1000亿元；近些年来，由于劳工权益受侵犯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事实表明，失衡的劳工关系，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使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提升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陷于困局。
《劳动合同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目标，无疑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这部法律的迅速出台，无疑与劳资关系失衡的日益严重有着密切关系。有人曾经指出，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披露，是导致《劳动合同法》迅速出台的直接因素之一。
但自《劳动合同法》全文公布以后，一些企业主和学者的质疑之声就一直不断。可以说，这部法律是近年来引起争议最多的立法之一。一部分人认为，《劳动合同法》大大增加了用工成本，是导致近段时间企业关闭、撤资的主要原因，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明显的消极影响。有学者预言，这部《劳动合同法》脱离目前中国的实际，最终将沦为一部“观赏法”，在实践中将得不到执行。而在实践中，企业或其他用人单位应对“新劳动法”的招数层出不穷。据有关报道，一些企业用薪资待议、工龄归零、劳务派遣取代劳动合同等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深圳华为“自愿”辞职、重签劳动合同风波。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政协委员、香港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提出取消无期限合同等条款的提案，曾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这项提案实际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主或资方的声音。
对于企业界或资方的质疑、异议或暗中抵制，也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劳动合同法》维护的是劳方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以将资方的这些质疑和异议简单看作是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作的必然努力。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该法出台后所产生的某些实际效果，就可以看到，上面的结论也许过于简单化。据公开报道，《劳动合同法》起草人之一的中国劳动法研究会副会长董保华近日也表示，《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了少数缺乏竞争力的雇员，牺牲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使劳动关系凝固化——企业用工易进难出、多进少出，或者只进不出。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同时损害了企业和雇员双方的利益。因此，对于上述质疑，我们也许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资方由于利益关系形成的狭隘之见，而是应当对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加以正视。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正视，并不意味着要认同和容忍此前对劳工权益的侵害，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也不意味着像某些人所暗示的那样，应当继续以牺牲劳工权益的方式来度过目前的经济困难，就像过去几十年中以牺牲劳工权益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样。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明确《劳动合同法》的负面效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分辨一下对《劳动合同法》的不同异议是必要的。对该法的批评和异议有很多，其所持的理由也完全不同。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称，“《劳动合同法》是全面地干预市场的一种重要合约，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市场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张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即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对市场的不合理的干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杭州演讲时则对《劳动合同法》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新劳动法仓促出台造成了企业和工人双输的局面。他说：“《劳动合同法》本身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但是，首先，拟定好后竟然没有通过大面积的论证。第二，竟然没有通过试点。”这种看法与张五常的批评有明显不同，即肯定劳动法本身，但认为出台的方式有问题；还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趋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尤其是目前的情况下，这部法律有可能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造成大量失业。结论是，这副药下得过猛；还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的精神和具体条款都是好的，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但出台有点过早，或者说是有点超前。但在我看来，《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上述方面，或者甚至可以说，并不在法律的本身。
我认为，讨论《劳动合同法》必须坚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近些年来劳资关系失衡的事实，应当正视以有力度的方式保护劳工权益的必要性。正如笔者本人多次指出的，这不仅仅在道义上是必要的，甚至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问题是，对劳工权益的保护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来进行？如何能通过这些方式和机制来实现劳资利益的相对均衡，从而获得共赢的效果？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来看，立法都仅仅是保护劳工权益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方式。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劳方和资方进行协商、谈判和博弈的方式与机制。而立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这些方式与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症结就很明确了：我国是在劳资双方协商和博弈机制缺失并由此造成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出台这部《劳动合同法》的；在《劳动合同法》本身，注重的也不是劳资双方协商与博弈机制的建立，而是力图制订劳资关系的具体标准，力图将本来应该在劳资协商和谈判中解决的具体问题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来加以解决。这样就将法律无法承担的任务强加给了法律本身。
需要看到，要协调劳资关系，立法的机制和谈判协商的机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其本身的特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是不同的。法律的特点是其权威性，要维护的是底线和其他解决方式的机制。如果将劳资关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特别是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会有很大差异的问题，都试图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必然会造成法律的僵硬和无法实行。相反，对于解决劳资争议来说，协商和谈判的方式则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近年来浙江温岭市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温岭市的具体做法是，加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把工资集体协商从企业层面上移到上级工会或者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这样工会就可以与行业或者区域企业组织的代表就工资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平等协商，能够很好地解决中小企业工会工资集体协商能力弱、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立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解决方式能够考虑到一个特定地区或行业甚至一个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保障劳资利益的均衡。比如当年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工资协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谈判中，工人代表提出的横机工的工价是每件10.5元。资方提出的答复是“根据行业情况，这一工种的工价每件9.35元是合理的”。经过三轮谈判之后，在行业工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折中方案，都接受了每件10元的工价标准。这个标准大体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利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劳资双方的谈判与博弈，仅仅依靠某些固定的法律标准，是很难形成这种灵活性以及建立在这种灵活性基础上的劳资利益的均衡的。
因此，在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走出这样一个误区：用一种统一的法律方式来解决劳资双方的问题，从而力图避开劳资之间的协商、谈判和博弈。事实上，要协调劳资关系，立法的机制和谈判协商的机制都是必需的，甚至都是必不可少的。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A report of Chinese newspaper Twenty First Century confirmed a rumor that Baidu.com was involved in covering up the Sanlu milk powder scandal. Alibaba, a Chinese B2B company, publicly accused baidu’s involvement.]
阿里巴巴发声明回应百度谴责
作者：盛超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盛超 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引起各方关注，9月16日晚些时候，阿里巴巴发布官方声明，在表达自己对此事件的态度同时，声明中还不具名指责某些同行为三鹿事件帮凶。
有消息人士指出，鉴于当天下午百度发表声明严厉谴责阿里巴巴集团在三鹿事件中故意传谣一事，可以认为阿里巴巴此次发布的声明是针对百度谴责的回应。声明中所提到的竞价排名、收取保护费、删除会员创造的相关帖子、打击网民的知情权等问题都明确指向国内某知名搜索引擎网站。
阿里巴巴声明
人命关天，选择我们应该做的。
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重要一员，我们的责任在于让用户和社会公众了解真实的信息；我们的使命在于使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安全、放心的消费渠道。这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价值核心。
三鹿事件发生后，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时间通知商户，将涉及三鹿的产品下架并等待有关部门调查结果，并通过多种渠道告诉我们的用户和广大公众，我们做到了一个企业应尽的义务，我们将消费者的身心健康视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并将可能存在的威胁公诸于众。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事件，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社区，无论是出于社区功能定位还是企业良知，都有必要跟进此事，更不会如某些企业那样删除会员创造的相关帖子，打击网民的知情权。我们将网民对某些信息善意的转发视为公众知情权的有效补充，并将之视为此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并获得妥善处置的一个必要手段。同样，我们将之视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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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great majority of Americans who don’t happen to work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ramifications of all this turmoil on Wall Street remain hard to assess. ATMs are still dispensing cash, credit card offers keep arriving in the mail, and it’s not even all that hard to get a mortgage — if your credit’s okay and you can actually afford the monthly payments. There is less lending overall, and that depresses economic activity. But with oil prices dropping again today, the single greatest scourge of American consumers this year — the high price of gasoline — is due for a further pullback. In New York and a few hard-hit real estate markets, this is a big-time crisis, the biggest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For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e jury’s still out.”
–Times, Financial Meltdowns: How Big a Blow to the Economy?
Background reading:
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势
作者: 李君如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和做法，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许多朋友也许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是在中共中央1989年的文件中，就已经规定了的。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讲，中国民主政治的这八个方面特点还在发展中，不能说都搞得很好了，但是，这八个方面或者说至少这八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和重要特点，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作为中国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希望大家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但是，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向人家学习，也不妄自菲薄；既积极推进，也不盲目发展、急于求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校长）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