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规定多次”非正常上访”将被劳教
2009-11-12 05:05:52 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广州)
大洋网-广州日报11月12日报道 记 者昨日从深圳市相关部门获悉，根据深圳市委35次常委会议有关精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于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 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开始对全市的信访秩序进行严格规范。根据《通知》， 14种信访被认定为“非正常上访”，并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做了具体规定。
状衣
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
(一)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和省、市、区党政机关等非《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场所信访的行为。
(二)未经批准在市委、市民中心等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市民广场等重要场所或会展中心等重大活动期间的主要场所，非法聚集、滞留、围堵出入口、游行、示威或者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三)信访时采取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状衣、出示状纸、散发上访材料、静坐等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Continue reading
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吴承学
……
唐判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到科举考试的刺激，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价值标准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唐人眼中，判的写作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史书和笔记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旧唐书》记载杜审言的一段故事：“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卷一九O《文苑传》）杜审言自己判文写得好，就认为足以让苏味道看了“羞死”。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地自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试判和判文水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官场也往往以书判作为评价官员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大唐新语》卷八：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娴书判。”……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邀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裴琰不判则已，一判惊人。“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
思维与写作之敏捷，正是作判的理想境界。
还有一些逸事可以从侧面说明判的重要。《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当时吏部侍郎李安期铨选的故事：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
这个选人以骑马摔伤脚来作为书写不好的理由，的确可笑。而李安期读了他拙劣的判文， “顺水推舟”地讽刺他不但外伤，而且还内伤。这则著名的笑话原本是以士人拙迂可笑和李安期的机警幽默相映成趣的。通过笑话，可以看出当时铨选对于书判确是相当重视的。 Continue reading
第三，当地的公安，救护，消防部门完全有理由和能力对陈波进行强制性的行为，让陈波交还溺水者或者进行施救。连城管都能对商户下命令，何况公安呢，而当地 的相关部门在事发现场的不作为，证明了他们和陈波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很有可能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们不能上一条船。
–韩寒《一条船上的人》
为了垄断捞尸这项业务，陈波多次警告渔民不许捞尸，否则“砸你们的船，烧你们的网”。这话听着这么熟悉，像《洪湖赤卫队》的唱段“狗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与之前轰轰烈烈的悼念仪式、英雄赞歌相比，至今荆州官方也没有对捞尸勒索天价的事给个说法。
更有意思的是，当地海事、公安等居然都没有打捞设备，也就没有下水打捞三位大学生；唯一下水的“公权救济”竟是一位消防战士，仅几分钟，他就被 冻得上岸了。在出事的宝塔湾江段——据说是溺死者“前仆后继”的地方，怎么各个职能机关都事先讲好了一样，“统一”不配备打捞设务，这不明显成全了陈波的 捞尸垄断吗？
[按：黄亚生教授所言的左派，与日常我们谈论的老左或新左均有不同。]
我认为中国需要左派，这里我所指的左派，是一种“合成”左派。他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
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也更能使中国接近民主体制。我的 推理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之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不成立，那我的推理和结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必须先把我的前提说清楚。对于这些前提的是与非，我们可以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希望对以下推理的逻辑，我们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的右派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不挑战现行体制的。这和1957年的右派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倡导价格改 革比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更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比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更积极。到了2009年，中国右派学者至少不会积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十年前，中国 右派知识分子——主要是经济学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必要或者经济改革本身就可代替政治改革的大有人在。
中国左派也不挑战现行体制，也就是说在体制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右派和左派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评估左派和右派时必须去看他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主张和 观点。这样说可能对右派有些不公平，也许下面的说法更客观：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这是我第二个前提。
第三个前提是我文章最初所说的，左派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型的。 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左派作为一种“品牌”是有严重缺陷的。我们一说起左派就想起张春桥、姚文元，其实无论中国需要什么，也不需要张春桥、姚文元。
左派和人民福利
传统的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的利益。比如左派会更支持劳动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收 入再分配以及给农产品补贴等政策。而右派都是反对这些措施的，这并不是说右派不关心穷人利益，而是因为中国的右派和其他国家的右派一样都反对政府干预。右 派的观点是，政府直接干涉经常是事与愿违，是达不到保护穷人和弱势者利益这一目的的。 Continue reading
“体制内”吃鸭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钱真多 2009-10-30
不久前回到我热爱的深圳吃海鲜洗桑拿。结果，当地的朋友说，吃海鲜落伍啦，如今我们热爱去南海吃鸭子。朋友随后花半小时向我描绘，那一锅鸭子如何鲜美，他们如何常常连夜往返深圳南海两地，只为吃那一锅鸭子。我越听越奇，南海在佛山那边，深圳开车过去，来回路程约是三百多公里，过路过桥费就得三百多，油费又得三四百，一锅鸭子做得再精致也不过两三百元，这个这个，如此性价比，让我想起创业板的高市盈率。朋友哈哈笑着说，就你会算账啊？得，周末带你去一趟吧。
周末，朋友好事做足，索性开车到楼下来接我。我一看，咦，怎么是辆“特殊车”啊。说特殊，是因为这类车在中国的道路上，因为公务、警务、紧急公共事务，可以超速，可以随意变道，可以不缴过路过桥费，可以……可以依靠这些待遇，从深圳飞奔去南海免费吃一顿鸭子。开车的是位精干男子，朋友介绍，是某系统某位公务员，此壮男笑嘻嘻地十分和善，又分外健谈，一路上不停地逗我们说笑，让人感叹公务员待人接物的素质实在是高。 Continue reading
[唐德刚先生过世，特摘《袁氏当国》中一段妙语以表悼念。]
……真正的忠臣，体谅领袖苦心之后，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果为了 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即彼 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是自掘坟墓了。
–《袁氏当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寓言的素材从来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日在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说: 要时刻告诫自己：贪官敛财，从来都祸及子孙；廉官清白，多数能荫泽后代。要自觉做到不义之财不取、不法之物不拿，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做一个组织和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亲属子女可以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人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
本人读外国古典文学，纯属于热心过头的门外汉。这两年，北大的朱孝远教授发起了“海豚文库”，专门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的汉译开了一个系列，受到 读书界的广泛关注，这真是非常伟大的功业。哈佛大学的I Tatti Renaissance Library这套丛书，译介的范围仅止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拉丁作家；而我们就只看“海豚文库”已经出版的四册，除了彼特拉克《秘密》外，还有英国的 《不列颠诸王史》，有拉丁文学，也有新兴起的俗语方言文学。当然，书里虽有的地方没有明说，但看起来基本上都还不是直接译自原文，而是主要参考了英语学术 的已有成果，这也是合乎实情而不可苛求的。最新出版的一册，题为《文艺复兴喜剧选》，是我最感兴趣的，篇目包括了阿里奥斯托《列娜》、阿雷蒂诺《马房 主》、英特罗纳蒂剧社《迷局》和瓜里尼《忠贞的牧羊人》四部。我收集的为数不多的几册ITRL中就有一册《人文主义者喜剧作品集》（Humanist Comedies），那仍属于新拉丁喜剧的范围。意大利的俗语作家最初怎样写喜剧的？是否依然甩脱不了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影响？对此话题有兴趣的读者，恐 怕都要来读一读此书。
当拿到这本《文艺复兴喜剧选》之後，第一眼看到了译者的署名：“北京大学文艺复兴喜剧翻译组”！这是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敬意和 信心的署名啊。这表明，这样一部专门的文学选集汉译本，出自于中国大陆最具人文学术水准的学府，译者虽众，但是个“组”，让人联想起三两素心人彻夜磨砺学 问的优美画面来，跟“三个臭皮匠，抵一诸葛亮”，岂可同日而言之哉。但是读书之人，不能光读书的封面的，开卷後第一眼，我就傻住了——正好瞥见阿里奥斯托 《列娜》前面的简介有云：“除《列娜》外，他还著有喜剧《我猜想》（I Suppositi），并于1566年在宫廷礼堂上演”。就算是一天也没学习过意大利文，好歹我也知道意大利文中I没有第一人称的意思，而应该是阳性复数 名词的前置词，用法类如英语里面的the。阿里奥斯托不是什么生僻作家，其作品的题目我大概有点儿印象，根本没有什么《我猜想》这类意思的名字。遂查考了 几本英文的意大利文学史。知过去英语学术界对此标题有两种译法：其一，以suppositi为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suppositum（假想）之复 数，George Gascoigne贡献的第一个英译本，题目即译作“Supposes”，需要指出，这部英译本的喜剧首演时间，才是上面所提到的1566年，而原本在费 拉拉（Ferrara）首演的时间乃是1509年；其二，1996年的“意大利戏剧研究丛书（Studies in the Italian Theatre）”中，有一部意大利喜剧集，其中收入此剧，译作“The Substitute”，意为“接替”或“交换”，这与维基百科网的意大利文版附注之译名（Gli scambiati）相近，与其情节相合（演一干人物互换身份），剑桥本意大利文学史也采用了这一译法。
第一眼如此，也不足影响我读下去的信心。但往後读下去的结果，真的是笑声越来越大，读喜剧而发笑，并不奇怪，但是更招人乐的是翻译者的大胆胡来。无暇穷尽其谬误，随手翻摘一二，聊供解颐。 Continue reading
from 163.com news. http://focus.news.163.com/09/1019/08/5LVODK9F00011SM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