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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接手邓玉娇案以来，我们的工作一波三折。自关键物证的离奇被毁，至对我们的突然“解聘”，到两位湖北同行的快速介入，再到邓玉娇家属在政府新闻网上的“澄清”，已导致我们无法正常执业。
我们工作的目标，无非是最大限度地了解案件事实，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邓玉娇争取权益。自邓玉娇被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结合各方面透露的信息，我们认为工作已取得成效。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因素介入案件处理，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明天暂别巴东，经宜昌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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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东县公安局的“5·10案”立场和视角
何三畏
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公务机关向公众报盘，称自己“一以贯之地秉承‘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基本原则”，你能不赞叹这里的人民生活在法治的天堂里吗？
这里就是湖北省巴东县，这样表扬自己的是巴东县公安局。
5月18日，巴东县公安局在发布关于“5·10案件”的案情公告时，附带有“几点说明”，第一点第一句就这样劈头盖脸给自己灌了一剂甜言蜜语迷魂汤。
可是，5·10案是一个自我表扬的机会吗？如果这些自我表扬都是真实的，岂不应该掀起“全国公安学巴东”的新高潮，却怎么会酿成震惊天下的5·10案呢？
当然，你应该体谅一个基层公安局，突然成为全国的焦点，需要向全国公众喊话，但平时没有这方面的操练，其话语系统不支持“公众会话”，自觉不自觉就把平时“一以贯之”的“汇报材料”的套头语，抄到这个面对公众的文本里来了。
然而，巴东县公安局并不觉得5?10案跟上述冠冕堂皇的大话有什么矛盾。
一、“5·10案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告诫媒体和公众，“从整个情节看，这确实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对于公众的惊谔和愤怒，表示“我不知道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南方都市报5月22日报道）。而这正是巴东县公安局的统一认识。
可是，这样看待5·10案，既不政治正确，也无德良心，还不符合事实。黄德智、邓贵大和邓玉娇能够在一个公开营业的色情场所“相遇”，这“很普通” 吗？如果这里没有一个环境，一种小气候，如果不是邓贵大似的“客人”养成了骄横拔扈的恶习，敢于在营业场所以武力和金钱胁迫色情服务，能有5·10案吗？
你可以说，这是普遍的现实，公开经营色情行业的并非巴东县，你只不过是跟其它地方一样，奉行了放任的，或者难免有所“沾染”的潜规则，公众也不必苛求巴东县之一时一地；你还可以说，公务员成 为色情消费的主流，也是你们无能为力的事；甚至你们自己成为色情行业的“消费者”，也在公众的“理解”范围。但是，作为公安部门，你们是否“从实际出发 ”，去“过问”了一下色情行业里的性服务人员，那些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女子的人权状况？或者“警告”一下老板“加强管理”， 出了事情“大家都不好说”？ Continue reading
萧瀚
各方消息都说，巴东县城差不多已经处于戒严状态，不许外地人入住宾馆，不许本地人给外地新来人提供食宿，不许本地人接受记者采访，不许…反正还有很多不许，只允许跟踪他们，殴打他们等等，理由是外地人都是恐怖分子。
上述消息也经我的朋友们证实，不过没有你们巴东官方的权威声明，所以就算未经证实好了。但是，根据这段时间你们发布邓玉娇案的系列通报来看，你们那儿的情况，只要你们说的基本上都不可信，确实，你们的公信力已经彻底破产。
有鉴于此，我还是相信上述消息。下面对你们说的话都是基于上面的消息，如果说错了，就算我没说。反正我说错了也不会导致哪个可怜的公民被冤枉，被精神病，被自杀，我想广大网民会原谅我的。
邓玉娇事件本来挺简单的，你们政府只要把你们调查到的真实案情如实完整地公之于众，同时尊重律师发布的信息，立案的时候根据初步了解到的情况立一个“正当 防卫”的案由，大大方方地请夏霖律师、夏楠律师参与刑侦工作，有信息尽可能迅速完整真实地公布，不就行了？结果呢，你们非要搞一堆事出来，一会儿把邓玉娇 绑在床上，不给吃药，一会儿逼迫换律师，几次通报都躲躲闪闪，把黄德智这个涉嫌严重犯罪的人给刻意遗漏掉，你们自己说说看，都搞什么名堂嘛！
正是因为你们过于自信能瞒天过海，才导致了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要求真相，你们政府经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确实，这话大体不错。
而现在，在各方社会力量综合努力下，真相即将大白天下之际，你们却在巴东县搞起恐怖主义活动来了，逼迫本县人民做奸细、告密者，把外地人当敌人，把邓玉娇当作惹事的主，整个一鬼子进村的做派，你们这不是胡来吗？
我不得不说，你们这样做是在故意激怒人民，很不可取。但是，我确实能理解你们现在的紧张甚至恐惧，因为毕竟撒谎太多，圆不了谎，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为此，我作为一个关注邓玉娇事件真相的普通公民，谨建议如下：
一．立刻停止目前的愚蠢做法，撤销一切违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禁令，恢复巴东县的正常秩序。
二．尽快、尽可能地公布邓玉娇事件真相，欢迎社会各界合法地自由监督——自由采访、自由报道，尊重社会和公民拥有的基本社会权利和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
三．对于此事件中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政府工作人员，尽可能迅速地作出公开处理，同时诚恳地接受社会监督。
邓玉娇事件本是一起很普通的刑事案件，全国各地有人出于正义感去巴东声援邓玉娇也是正常现象，有什么好紧张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刺激人民的情绪，把这事搞成政治事件，那就是玩火自焚，害人害己。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别恶无返顾地往火坑里跳，否则，前途真是堪忧。
2009年5月28日於追遠堂
邓玉娇案中京鄂两地律师之比对
http://www.dffy.com 2009-5-29 7:36:15 作者：黄晏铭 来源：东方法眼
近日，有人对邓玉娇母女俩所聘用的北京律师指手画脚，说其泄露了邓玉娇之“隐私”，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为以正视听，在此必须澄清，北京律师究竟泄露了些什么“隐私”？
按普通百姓朴实的观点来看，当一个人面临“故意杀人”——“人生即将被认定的事实而被牵拽到人生尽头”时，所谓的“隐私”又能值几个沙板？当人生走到 “丢命”和“隐私”的十字道口时，“保命”要紧，还是“隐私”重要？这道命题，恐怕就是连小学没有毕业的孩童也能打个满分！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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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巴东县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引起强烈反响。据《广州日报》报道，该案案情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先是传说邓玉娇精神抑郁、个性冲动，在遭到官员推搡和人民币击打后便奋起杀人，有关方面甚至对她做了“精神鉴定”。
当一开始报道酒店女服务员杀死官员的时候，我们似乎面临着又一场“民意审判”：邓玉娇虽然杀人，但是在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的行为不仅可以原谅，而且代表着正义和反抗强暴的勇气，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起诉她。然而，如果邓玉娇确系过激杀人，我们又如何对待这种民意呢？在一边倒的网络民意面前，刑法岂不是应该让步吗？
民意和法律的对立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服从民意，就意味着损害法治；服从法律，则有可能让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应验了“窃钩者诛”的老话而已。民意之所以质疑法律，正是因为法律对邓玉娇这样的弱势者显得尤其好用，而对于官员和富商有时却无可奈何。
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民意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邓玉娇是否应该以杀人罪遭到起诉，而是杀人事件的真相。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并不要求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只是要求获得事件的真相和看到公正的处理。
在当今中国，民意压力对于保证调查、取证和审判公正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邓玉娇案让我们看到，民意是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的；恰好相反，民意可以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审判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而在“依法”出于种种原因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民意就成为推动司法回归公正的中坚力量。
至少，人民有权知道事件真相；也只有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民意才可能作出理性判断。理性的民意不能无视法律，更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舆论渠道表达要求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办事的呼声。
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一．“5.10”案不是“普通命案”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对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的独家专访，这位局长称“5.10”案“是一个很普通的命案”。
然而，死者邓贵大曾经的纪委官员身份和后来作为镇招商办主任的身份；镇干部三人结伙来到“特殊服务很有名气”的场所；进得该场所向就正在洗衣的邓玉娇提出色情服务要求——无论叫“特殊服务”还是巴东县公安局创造“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明确拒绝，回到服务员休息室，他们先后尾随而至，黄、邓两镇官吐出牛气冲天的“名言”：“不提供，在这里干什么？”“怕给不起钱吗？”用数千元钞票煽击邓玉娇的脸和肩，邓玉娇想离开，被邓贵大拦住“按在沙发上”，“邓玉娇欲起身，再次被按住”——两次“按住”的说法出自5月13日巴东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巴东县门户网站上的《巴东县野三关“5.10”案情初步查明》， 即使18日改成“推坐”，也掩不住一个基本事实：镇官们依仗官势压人，他们气焰嚣张、凶悍无理、以强凌弱、步步紧逼邓玉娇；而邓贵大掏出几千元来砸人和强行“购买”特殊服务，他妻子对钱的解释是，他平常爱好打牌，兜里面总装着几千块——这跟一个镇官正常收入呈巨大反差，加之邓贵大一行经常出入的这类娱乐场所主要靠公款消费养活……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