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国学价值还是“弘扬”传统意识形态？——我看《重估国学的价值》
肖雪慧
一．谈国学，醉翁之意不在酒
读历史上的经典，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非常有意义。至少，这是一个使人得以超越时空限制去接触前人智慧，了解过去历史经验的有效途径。就此而论，国学热的兴起是好事，毕竟，它可以促使人们去接触和研习我国历史上的经典。可如果兴国学的落脚点是在恢复曾经支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国家意识形态上，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①一文（以下称“纪文”），正是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个信息。谈及什么是国学，纪宝成如是说：“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近二百字中，开头长句是他的定义，去掉过于冗长的定语，其实是把国学定位为一门学问，它的研究、阐释对象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但接下来对国学作广义、狭义之分时，广义国学却与他定义中的研究、阐释对象等同了；界定狭义的国学时，则径直落笔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上，而无视意识形态在性质上有别于学问，意识形态不仅具强烈的主观意图性、偏向性，还往往带有对真相的遮蔽性，学问则力求客观、不带偏向、诚实探究——如果真是学问而不是宣传术或统治术的话。尽管表述混乱，先把学问与学问对象相混同，继而把学问跟意识形态混同，却在混乱表述中直奔主旨，分外鲜明地表示要弘扬的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据称，此乃“国学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抽象继承”跟“积极弘扬的重点”放在一起不伦不类，言不由衷，这且不深说了。至于对国学的界定是否合适，也可搁置不议。然而，说是重估国学价值，重心却落在意识形态层面，不能不让人感到，谈国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国学在这里其实成了传统意识形态隆重出台的道具。
二．对传统思想文化，厚此而薄彼
我国有两千多年皇权至上的历史。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皇帝个人或者说以皇帝为代表的集团对全体国民的绝对统治。在这种专制政治结构下，统治权和统治秩序的维系除了依靠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构（其中当然少不了高度组织化的暴力），还得有一套为这种统治作合理化、道德化辩护的特定理论和观念。在我国，这套辩护性理论和观念发展得相当完备。诸如皇帝“受命于天”、又“以德配天”之类说法，它们在统治权的来源、人民与帝王和政权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制造神话；又如，纪文高调赞扬的“德治仁政”，虽然作为一种治国理想提供了一个评判标准，这对历代统治者可能（只是“可能”）起到一定精神约束作用，但它掩盖权力的本性，遮蔽特殊家族垄断国家权力以及全体人民屈从于个人统治的真相，而且，本质上是人治的“德治仁政”说来再好听，也丝毫改变不了人民地位卑微、屈辱的事实，却给这屈辱抹上了一层中看的油彩。
此类观念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充当着专制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撑。它们渗透在社会道德、国家律法之中②，借助国家力量来维护和推行，从而使这种把皇权抬到神圣至上地位的意识形态本身也踞有了不容置疑和挑战的专断地位③。这些观念还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细节，支配了人的观念、情感和判断。不可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确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整合作用，然而这整合作用也包括了铸造匍匐于皇权之下的精神特性，这相当普遍也相当可悲的精神特征绵延不绝，至今还深厚得很。
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极其丰富。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只是其中与政治制度关系最密切的，它们就直接派生于专制政治结构且本身也构成专制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思想文化中还有大量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内容，大量非意识形态内容。其中，那些作为士人求索精神顽强表现的思想产物，包括被视为异端的思想成果，它们在思想文化专制条件下保存和延续了我们民族的思想活力。
但纪文把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锁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传统思想文化中也许有着更多积极因素的非意识形态内容无甚兴趣。这令人费解。无论传统意识形态的出现及占据的支配地位有多么合理的历史缘由，无论曾发挥过怎样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不可回避的是，始终蕴涵其中鼓吹强权政治的、培植奴性的要素持久地对民族精神起着矮化作用；作为替皇权独尊地位辩护的意识形态，其自身在精神上的独断和不容异见是凭借制度力量来体现的，这极大收缩了人的思维空间，对民族的创造力带来持久重创。更不可回避的是，传统意识形态敌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它在思想上的独尊地位，是我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纪文回避了不可回避的一面，非要把内核是专制精神的传统意识形态颂扬成“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颂扬成“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宣称：“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亘古常青，生机盎然”。
究竟失去意义的只是“某些内容”还是基本内核，这要看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了。时时梦回皇朝的人与希望传统在认同和尊重人类基本价值和相应公理的前提下健康地继续和延伸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至于传统意识形态是不是可以超越时空而亘古常青，我看没必要臆断。现在能够根据可观察的经验事实作判断的是：皇权崇拜作为这种意识形态一大精神成果，在我国的确“生机盎然”，至今未显衰减之势。
三．寻国学和传统式微原因，避重而就轻
在“反思国学的失落”标题下，纪文描绘了一幅国学“地位遭贬低、价值遭否定、意义遭质疑、前途遭抹黑”的百年不幸图景。指称所谓始于鸦片战争的贬低、否定、质疑、抹黑国学的“历史进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趋向高潮。”
这就像先前界定国学时转一圈便把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锁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国学百年不幸“历史进程”一番历数，重点就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头上。篇幅不小的“反思”，无论谈及始于19世纪中叶的几场民族灾难还是20 世纪初出现的“尊孔崇儒、设立孔教的喧嚣与政治复辟行径”，都既无意反省灾难何以发生，也无意清算倒行逆施的政治复辟，却只是在为最终把国学和传统式微归罪五四新文化运动作铺垫。于是，接下来举证了新文化运动中包括鲁迅、陈独秀在内几个代表人物的激进言论，结论就出来了：“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颠覆性的破坏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与创伤深刻久远，长时间无法得到弥合”。就这样，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成了国学和传统不继的罪魁。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和传统的态度说成后患无穷，那么，该文推举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文章列举了“新型知识分子”中的郭沫若的尊孔言论，还首肯了陈独秀“日后观点也有所变化，主张以科学理性的立场与方法评价孔子，分析国学”。不过，郭沫若并非纪文树的对待传统的正面态度的典范，谈陈独秀的变化也只是个由头，典范在下文：“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④，更是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借鉴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作为该结论主要证据的，是毛泽东一段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就对国学或传统的态度，纪文有褒有贬，原本无可厚非；要寻找国学不继的原因，更是其意可嘉。可是，褒贬也好，找原因也罢，起码得尊重事实。
不错，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造成这段时期反传统的表象。但实际上，围绕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中始终存在多元的见解和立场，纪文列举郭沫若等人，不就等于默认了这一点？而且持不同见解的人之间进行了多年激烈论战。这种多种观点并存和论战的局面是有利于对传统进行理性反思的。即使对这个事实忽略不计，非要认定五四就是反传统，但这纯粹来自民间、在之后二三十年间也并不受官方支持的立场和态度⑤，就算真想对传统文化造成“颠覆性破坏效果”，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莫说为时短短几年的新文化运动，即使如西方17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未能颠覆掉什么传统。以启蒙运动对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批判为例。这场批判在力度、广度上都首屈一指，而且持续百年之久。可最终也只是损毁了该损毁的外壳，并没有摧毁它的灵魂。毋宁说是释放出了它的精神，使其不再受困于权欲和腐败。其实，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证明，有哪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被来自民间的批判摧毁了的，除非它自己已经丧失存在理由。然而，自发的民间批判摧不垮传统文化，政权有组织的力量却做得到。不论对国学或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真正进行摧毁性打击，造成“颠覆性破坏效果”的，是1949年以后。
别的不说，仅只把来自俄国的一套思想体系抬到至高无上地位，就必然导致国学不继、传统式微。把这套思想体系抬到国家指导思想地位，可不是纸面上说说，除了政治、法律的配合，还调动了其他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密集型宣传和灌输，学校教育尤其被当成系统灌输的基本渠道。而整个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一切在精神上与“指导思想”不符的中外经典不是被有意识剔除就是成了群起讨伐的靶子。剔除这类中外经典的最重要途径自然是彻底改写从小学到大学的一切文科教材；群起讨伐往往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运动形式。而且时不时的，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出于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也要把古人古书拉出来痛加鞭打，例如“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在规模浩大、来势凶猛、无人能够置身事外的全民奉旨批儒中，所有儒学代表人物连同其经典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光保存于典籍之中，还保存像建筑这样直观、耐久的物质载体中，保存在集体记忆以及是非、善恶、美丑判断标准中。然而，传统文化各种形式的物质载体在并未发生战争的半个多世纪和平年代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教科书和各种宣传性文字对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隐匿、避讳造成集体记忆的中断，而其中大量不实之辞则把集体记忆扰乱得一塌糊涂。在群体患上历史失忆症和历史记忆错乱症的情况下，谈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无异缘木求鱼。
最骇人听闻的破坏是二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社会范围不停息进行隐形内战。作为进行隐形内战理论依据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在我国的全面运用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善恶判断标准，并且以畸形的、反人道的判断标准取而代之。阶层、同事、邻里甚至家庭关系的处理都被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所渗透。对人性的不断摧毁，使得人们对内心深处残存的同情、良心等人性表现也抱犯罪感。特别是这种斗争逼迫人们之间相互告发，甚至逼迫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相互告发，彻底破坏了人与人的信任，也破坏了“亲亲相隐”这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法律传统⑥。
1949年以后实施的有组织有系统和持续的破坏，造成了毁灭性后果。但纪文回避了这个时段对传统文化的实际政策，回避了文革中挟政治权势之威对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大规模捣毁——对物质载体的捣毁现在还在继续，只不过，经济利益之类动机取代了意识形态理由。
回避所有这些事实而把账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头上，往最好里说，是避重就轻。有意思得很，纪宝成在文章中曾盛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称其“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给“避实击虚”冠以“行为科学”美称，有些滑稽。避实击虚不就一种“术”吗？我国科学说不上发达， “术”倒是非常发达。谈国学不继、传统式微的原因如此避重就轻，象是很得兵家“避实击虚”术的真传。
然而何止避重就轻。纪宝成在这个问题上是褒贬分明，“贬”建立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事实和言论进行选择的基础上；“褒”依据的是与实际施行的政策南辕北辙的口头声明，却刻意绕过给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带来前所未有巨大浩劫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很不诚实。
四．无题
对纪文，不想多说了。但有点小小补充。文章对国学的失落痛心疾首，呼吁重点弘扬“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这多余了。与专制政治传统构成一体的意识形态层面何曾失落过？别看1949年以后凭政权之力实施了种种颠覆传统的举措，但对传统的颠覆是高度选择性的，对这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充其量下了点改头换面的功夫，大多保存得很好，而其核心要素不仅保存下来了，还更强化了。皇权崇拜、等级制、不容异见的一元化思维模式，不就是吗？最后顺便提一句，这得到保存和强化的，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重心。这场民间运动纵有千般不是，但它对专制政治传统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载2005年5月26日《南方周末》。
②国家意识形态道德化、律法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三纲”。强调绝对君权、父权、夫权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钦定法典《白虎通义》中举足轻重。自此，三纲既是不可违背的核心伦理原则，也是贯通于律法的基本原则。自东汉以来的历代律法，针对种种有悖三纲的行为，惩处都极为严厉，可谓严刑峻法。作为宗法家族伦常关系核心规范的“孝”同样如此，对不孝必施以严刑峻法。诚然，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的“孝”的规范，它的性质和作用都是多重的：既包含尊敬、赡养老人、注重人的天然联系并维护和强化这种情感联系的普世性质，又有分尊卑、明等级、维护绝对父权的性质。后一方面已带政治色彩。当把“孝”移植到君臣关系上，上升为治国方略，所谓人君“以孝治天下”，人臣 “以孝事君”，就从伦理直接转向了政治，或者说，把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了。这一宗法家族核心规范后来跟成为钦定原则的三纲形成绝配；它们又共同与皇权至上的专制政治结构之间形成天衣无缝的关系，这种关系突显了我国专制政治结构的宗法等级特征。
③这决定了不容异见的一元化思维成为基本思维模式，使精神文化专制与政治上的专制犹如一币之两面。这种情况下，与其相异的意识形态的问世和流传极其困难，即使得以问世和流传，也非常边缘化，起不到纪文所说的“培育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等等作用。这个事实决定了纪文要弘扬的是国家意识形态。所以，本文也从这个角度看待纪文的“意识形态层面”。特此说明。
④纪文这一段表述很有意思，好像陈独秀不曾当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似的。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尊重，还侈谈什么弘扬传统文化？
⑤倒是对传统的保守态度很得官方青睐，蒋介石不就很提倡尊孔吗？
⑥虽然“亲亲相隐”有着复杂的性质，但蕴涵其间对人的天性的包容、对家庭价值的重视不乏合理性。
200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