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神在哈佛找着我

作者：莫莱(Kelly Monroe) | 出处：我在哈佛遇见神 (书)

支取这爱，听这呼唤的声音，我们不停探索；我们探索的终站，竟是当初的起点，我们这才首次发现那个地方。

——艾略特(T. S. Eliot)

1909年毕业校友

真正的哈佛是无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较为追求真理、独立而孤隐的(学生)灵魂里……这所学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称羡的地方，就是孤独的思考者不会感到那样的孤单，反而得到丰富的滋养。

——詹姆斯(William James)

1903年开学礼致词

哈佛的历史，就仿似昔日雅各与神摔跤直到日出一样，是一场与真理的角力赛；但又有哪个人不可以这样来论说他或她的一生？我们期待见到一些有品德的人(及朋友)活得率真踏实，我们致力在稳固和长远的基础上建立生命及安身之所。真理的目标是生命而非宗教。

于《我在哈佛遇见神》成书期间，作者高曼(Ari Goldman)亦着手撰写《我在哈佛寻找神》(The Search for God at Harvard)一书。高氏发现哈佛大学的校训“察验真理”——“正是确认耶稣基督乃终极真理的另一种扼要表达”。尽管如此，高氏在弄清楚真相后却相当失 望，因为只有哈佛的神学院仍持守上述信念，其他院校己完全没有人会提说福音(好信息)和耶稣基督这个人。

透过这书，我们进入整所大学，找到耶稣这个人，也找到福音。我们与各个学院的教授、校友和仍在修读课程的同学会面，当中包括科学家、哲学 家、医生，奥运奖牌得主、家庭主妇，环境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一位与骨癌搏斗的二年级学生。他们追寻和研究出来的事物，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共通处。他们借着 显微镜、望远镜和肉眼，探索著同一领域。借着他们的故事，我们得见福音——美国第一所大学院校的曙光。

作者向我们阐述的除工作外，还有个人故事中的奇迹、绝望、爱和希望。他们与我们分享个人的疑问、回转、喜乐，以及最终所寻到的真理，以挑战现今愤世嫉俗和我行我素的流行风气。

这些故事道出了他们的思想和生命怎样从无神观的麻醉牢笼中得着释放；毕竟，有什么比自私令人烦闷，又有什么比饶恕、自由，以及顺服那位赐生命的真神更使人兴奋？

书中作者鼓励我们坦诚提出疑问，因他们相信必有真确的答案。作为人意指什么？我们的根源是什么？我的生命和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们应当怎样看 待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一位慈爱的神，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国与国之间怎样和解？怎样看贫穷的问题？人间的爱怎样能得以持久？于作者而言，学习的蹊径来自谦逊 和对奇迹的触觉。

当我们研索这书的内文和后记时知道，有一股根深的属灵生命力又一次萌发了，而这些属灵生命力并非来自制度化的宗教，却来自背景殊异的学生、校友和数位教授的分享见证，而他们的寻宝之旅确是满有收获。

曙光

学院成立于1636年。那时候，学生能自由地认识基督耶稣，并和祂建立生命关系。因此，早期的校训是“察验真理”(Veritas [1643])、“荣耀归于基督”(In Christ Gloriam [1650])，以及“为基督•为教会”(Christo et Ecclesiae [1692])。

起初，哈佛学院校方本着善意的开放态度，没有强制学生接受基督信仰，却培育他们，使他们能自由追求真理。早期学院的印章展示三本翻开的书 本，两本面向上，一本面向下，象徵着理性(reason)与启示(revelation)之间的动力关系。哈佛学院其中一份最早期文献——1642年的学 院法例一一如此写道：

让每一位学生都认真考虑以认识神并耶稣基督为永生之源(约17:3)，作为他人生与学习的主要目标，因而以基督作为一切正统知识和学习的惟一基础。所有人既看见主赐下智慧，便当在隐密处认真借着祷告寻求他的智慧。

他们寻索真理的基础建基于一个推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是认识世界的创造者。校报(再思真理)(Veritas Reconsidered)前任编辑贺根(Gary Haugen)这样说：

你可以要求清敌徒否认有创造者：但依宇宙现存的证据来看，除非他十分盲从，才可以否定有创造者。诚如他们的法国天主教弟兄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同一时代写道：“理性的尽头存有无数的事物，非人所能悉透。”

这种认知带来谦逊和求知欲。教授的职任，就是服务那些探寻与传递真理的群众，以致他们能像火炬般，把神圣和人间的真理——历世文学与科学之 成果——代代相传。是以前人创办哈佛学院的原意并非要建立一间神学院——学生要探寻神对人生艺术的心意，遂专心致意于圣经、语文、数学、逻辑、历史、音 乐、几何、天文等学科上。在生活和学习的每一领域，我们都可以庆贺与基督的关系，洋溢欣悦而非愤世嫉俗。基督徒拒绝采纳启蒙运动把理性与启示二分法的观点 ——理性与启示的融合在新世界的园子里孕育花果。

虽然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并不欣赏清教徒的思维，但仍称赞他们在教育方面的远象和确立的基础为“新英伦知识运动的背后动力”。莫氏坚称：“若不是因着这些清教徒热切而诚挚的信仰，亦不会有哈佛学院的出现。”

近四百年来，哈佛的基督徒余民一齐致力在生活上表彰福音。他们在课堂与实验室营造对话的空间；和柏克街教会携手协力争取废弃奴隶制度；参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而付上生命；并与背景殊异的同学帮助哈佛广场上有需要的人。

勇敢新世界

今天，受欢迎的真理之盾已不再包括基督与教会了。原来面朝下的书变为面朝上，这可能暗示我们迟早会凭借自己的智慧，认识和控制一切东西。正像不少现代学院那样，当哈佛大学试图激发学生渴求真理的热情时，却倾向无视值得追寻的超越性真理。

这缔造了一种氕氛，使学生感到对信仰存疑比接受信仰安全；不断追寻信仰，比最终寻到信仰来得安全(即使谦逊的得道者仍竭力不谢继续寻道)。

我们不必把转向相对主义的错失完全归咎于世俗学院，因为相对主义正好反映并同时模造毕业生所进入的世界。然而，初步检视了上述的问题后，作为大学的一分子，我们有责任参与解决问题，而不受到相对主义的限制。

最近，一位法律学院教授表达了关注，指出很多同行已变成“只顾保持职位而失却信仰的神职人员”。这与1789年麻省的法律成一对比，该条法例饬令哈佛学院的教授要感化那些受托照顾的青年：

虔诚与公义的原则，以及看重对真理的尊崇、国家的爱护、人道、对普世仁慈的心、审慎、勤奋和节俭、贞节、温和与克制，以及与人类社会美善品质有关的美德……

若我们不敬崇真理和友爱邻舍，一切均会崩分析离，没有人再“固守中心”。教师不教导，学生不学习，牧师不牧养。我们谈论的所谓“真理”，不过只是空谈，言不及义。

葛培理提及他曾向哈佛大学校长博戴力(Derek Bok)问道：“今天学生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校长回答说：“空洞。”

单在今年，便有四个哈佛大学学生自杀，其中一个在杀害她的室友和“挚友”后才自尽；另有两个高年级生亏空了十万元慈善款项。没有爱和不认识永生神，我们便忘记了何谓人。热忱消逝，灵魂飘荡。树叶凋零时，我们才惊觉为时已晚。

在哈佛大学，典型的基督教思想在政治，社会甚至神学方面均被视作谬误，这情况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基督徒给看为反文化的一群，一些学生在课室受排挤，并非因他们是非洲裔、亚裔或国际学生，主要因他们是基督徒。

1993年，《哈佛公报》(Harvard Gazette)报导称，在哈佛拉德克利夫联合事工(Harvard-Radcliffe United Ministry)担任会牧的一位人文主义者“有极多追随者：整所大学”；可是，很少学生知道他是个忠实的无神论者。该份公报接着指出世俗人文主义在课室 里恒常给强化，另一方面，福音以及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基督教观念却越见受排斥。然而人是按上帝形象受造这观念，却正是人文精神、人权及全人类终极尊严 所依托的最稳实基础。

一些学生假设相对主义与相对论有关，爱因斯坦本人对此误解慨叹不已。接着，相对主义又与多元主义的事实混淆。很多人亦假设道德法律只是一项社会建构，而非出于神所赐的良知显证与公义感。

一位科学历史导师不时私底下预设自然主义、机缘和随机进化突变(random evolutionary mutations)等观念。九个星期后，一个学生请该位导师解释她的预设，并对宇宙可能是一项设计发表意见；岂料这位导师先是讶异，接着认为不值得讨论 有关问题，且觉得该位学生粗鲁冒犯。

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殿堂，我们会问校方对什么事情讳莫如深，并借以学习。神学系的学生暗示，最少在课堂勇敢地说出一个字时会带来尴尬，那就是以J这字母作开首的一个字——耶稣(Jesus)。

无论是大众刻意或自行强加的缄默，均妨碍公众挑战既定的现况。讽刺的是，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像基督教一样，在哲理上热衷于多元化，而非摒弃。然而，我们皆是罪人；每个群体均具备某些窒息思维多于启发意念的元素。

反之，我们应广纳各方言论，甚至是来自旷野的声音。贝碧嘉(Rebecca Baer Porteous)写道：

很多时我在课堂上不能再提问到底有没有神，我因此感到非常不安。一个学生若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他对神是否存在的可能性毫不了解；在认识一位慈爱的神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人类存在的意义。

在一次毕业礼上，一个学生致辞时这样说：

在课堂上，我们所接收的一套是：提出某些价值观的优越性是离经叛道，相信道德辩说的是幻想，服膺比自己高明判准的是盲从。到那一天，当我们可随意选取任何价值观，而不相信所选的是真确的，那天便是我们的自由日。

相对主义正威胁着教育的原来目的。一度曾经是人人抱负的价值观，如今已沦落为没有价值内涵的观念，这使智慧、美德、自由几乎变成虚幻盼望的空洞辞 藻。相对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歧视每个人的喜好，故任何人的个人爱恶，诸如为人父母的承担，网上滋事分子、毒品、耶稣、佛洛伊德、虚拟现实、虚拟道德，均无分 好坏轻重。在这个社会精神分裂的状况下，根本没有所谓真正权威与意义的源头，绝对地没有绝对；更没有神圣超然和喜乐的可能性。

这也许如小说家塞耶斯(Dorothy Sayers)所言：

世间称之为包容，但在地狱却称之为绝望。不相信任何事情，不关顾任何东西，不追求认识事物，只享受无知，在虚无中寻找意义，不为任何东西生活；却苟且偷生，因没有任何事物能令其不惜牺牲，这就是罪。

虽然我们选择盲从以上的情况，但这并非今天年轻一代所导致的，而其代价远远超过学费。我们从每宗电视新闻报导中皆看到，战争、罪案、毒品、 “自由性爱”继续蚕食千万人的生命，世俗娱乐媒介又不断挑起及满足人类卑下的胃口。莫非这便是所谓现代道德？在未确定道德现实，以决定什么时候作什么事情 的当下，美国轮盘——“只要说不”和“想做便去做”——便成了答案。站在象征百家争鸣及思想体系的圣地——哈佛广场，当我们看见汽车防撞栏上标贴的流行语 句：“偶然地行善，无知地求美”时，到底应投以微笑，抑或报以哀叹？

学生极大的潜质未经滋养，锤炼不足。本世纪具影响力的学者尚未采纳上帝已死的观念以先，对创造者思想的好奇，对伟大情爱与美德的雀跃，对 创意的想像，对工作尊严的欲求，一直在启迪教育界。在这科技或号称进步的世纪，如今亦被称作“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似乎尼采所言的“上帝已死”，不啻是 先知之言。

新的对话——新的世纪

可是，学生不轻易相信所阅读的东西。今年哈佛拉德克利夫基督徒团契(Harvard-Radcliffe Christian Fellowship)的衬衣上印着“尼采已死”，下款署名是“上帝”。

耶鲁大学法律教授卡达(Stephen Carter)在《不信的文化》(The Culture of Disbelief)一书中指出，很多信徒感到“当市民在行使公民身分展现信仰时，他们不单冒著受嘲笑的危险，更会真正受罚。”

当美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部(ABC World News)最近走访哈佛大学时，他们发现课室里持守信仰的学生仅属少数，他们同时察觉基督徒并不耗费气力抗议，反之却拼命祷告。成千上百的学生参加查经班 和团契，福音在学生课余领域中日渐茁壮；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在课室里提升讨论的层次。在这所为基督而建立的学院，已有学生和教授敢于再思耶稣的爱与教训的 合法性地位。

科学界基督徒在天体物理学、生物化学、地质学等领域仔细端详创造者的设计、权能和精确。一位细胞生物学家质疑胚胎组织在他实验室中的潜在用途，于是开展了对话。

一些商科学生实践仆人式领导，并挑战那些诉诸社会进化论者。他们探讨在伦理方面是否有绝对道德的需要，且挑战雇用童工的人，以及探索了带贪念的资本主义的潜在发展空间。

几位文学与艺术科的学生指出，经常遭人遗忘的圣经概念和启迪，常常见于莎士比亚、但丁、巴赫、拉斐尔(Raphael)、罗塞蒂 (Rosetti)、柯尔雷基(Coleridge)等名家作品中。这些学生挑战康德，斯金纳(Skinner)、杜威、佛洛伊德、德希达 (Derrida)等人的逻辑，及他们对人类基本原则的影响。

法律学院的基督徒学生认为，在爱与感恩的结果下，恩典克胜律法，这改变了人类的道德抉择。他们设法站在备受伤害者的那边，因后者从不晓得公正和怜悯为何物。

有一年级的学生要求艺术历史系开办一个连一些古典大师也包括在内的研究课程。这个学生拿着父母所给予的八万元学费，希望能深入认识艺术，以 及艺术家的历史和其灵感来源，而不单是学习解构理论与处境主义。他表示，一如文学与哲学那样，“艺术历史让我们研究贯穿我们思维与灵魂的艺术作品……哈佛 大学本来有这概念，但似乎却给遗忘了。”

那些厌倦文化战争与壁垒分明之“左派”和“右派”的人士，已找到他们更高的共同立足点。在象牙塔外，少数“维护生命”和“维护选择权”的学生，由于一起深入群众中，服务在庇护所居住的妇女和儿童，而意外地交上朋友。

哈佛拉德克利夫基督徒团契证明有需要增加雇用少数族裔，并在“午间祈祷会”上记念此需要。逢星期五晚上，该团契联合其他团契一起探讨“铁幕 落下：教会的角色”和“耶稣与多元化的动力”等课题。他们与基督徒毕业生一同歌颂和祷告，更一起走到近如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远至吉隆坡 的城市内围，服务贫民中最困厄的人。

学生开始从那些每天为他们烹煮食物，清洁宿舍通道的妇女身上，学习服侍的榜样；有些学生更向这些妇女寻求辅导和代祷。由于学生生发了感激的心，膳食越发变得美味。

借着深入基层的行动，上千位学生参与本书作者在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举行的哈佛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幽暗日子，三面刻上“察验真理”，“荣耀归于基督”，“为基督•为教会”的十九世纪盾形徽章，再次在剧院里闪烁生辉。在联 席研讨会、寻宝游戏、电影观赏、音乐会等场合，几代的校友和现任学生联成一线，一起探索福音对生活所有层面——从天文学至动物学——的适切性。

学生认识到耶稣对真理的宣称，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中心，绝非可有可无的言论。这真理发轫自中东，然后在主后一世纪扩展至亚洲、非洲，以及欧 洲。学生明白到每一位真正的学者，包括他们的教授，均应当迎向基督的挑战，与祂较量。在学术层面而言，向基督提问，并反过来接受祂的提问，较诸漠视基督来 得公正诚实。迎向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具备这种公正诚实素质。

关于本书作者

如此看来，耶稣的确受到忽视；那么祂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忽视呢？什么东西促使我们再思耶稣自己的表称：祂在哪一方面唤醒和满足我们的思维？祂是不是所 有生命在其中得以联合和结连的真理(unity in diversity：uni-versity)，且是普世大部分学院创办人所明白认识的？祂是不是拆除文化，种族和性别之间阻障的真理？

有些人宣称祂推动了大复兴运动、奴隶制度的废除、妇女的选举权、公民权，以及东欧和南非的解放，祂在这些事件里起着什么作用？祂是否给那些在哲学、绘画、音乐、科学探索、文学、建筑、家庭生活的领域尽力竭力的优秀大学和社群带来启迪？祂今天仍然这样行吗？

本书的作者并非刻意使哈佛大学回复昔日充满基督教色彩的旧观；反之，他们只是诚实地提出并探求与我们生活和时代有关的问题——一些牵涉真理和意义的问题，这些真理和意义过往被视为自由与开放的教育之主要贡献。

我们原是蒙召去聆听的，如今却要宣讲；这不是出于缺乏容忍，而是源于美善和率真的爱，以致我们甘愿冒大不韪。透过这些故事、团契和在全国发 展开来的真理论坛所蕴涵的诚挚，哈佛大学再次发出光和热，因着有这些选择“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点一根蜡烛”的人。发问的方式也改变了：“为什么罪恶存 在？”变为“我怎样可以有美德？”；“为什么我们愤怒？”变为“我怎样才能饶恕人？”；“为什么会有绝望？”变为“我的希望是什么？”

耶稣在世生活的历史真实性和其影响，使我们不致称这盼望为“无稽”和“荒诞”。稍稍翻阅新约圣经，你不难发现他为温柔重新下定义，并赋予 被社会遗忘和失落的人尊严，不论这些人本身信仰和种族是什么。祂推倒文化习性，抬举妇女，儿童和心灵谦卑的人。祂宽恕悔改的人，祂喜爱令人厌倦的人。诚如 本书所有作者的描述，祂仍是那赐予生命的一位。

在哈佛大学，能找到两个观念相同的人实属罕有。但在这本书里，作者不论老与少，蜚声国际或寂寂无闻，来自相异的文化和专业背景都找着共通 点。他们并非按个别的宗派背景——更正教、东正争、圣公会、天主教——来撰述，而是纯粹以基督徒的身分分享：他们不以教授和专家口吻说话，而却像我们那 样，从蒙恩罪人的角度表白心声。

有些作者因友邻的梦想被战争、疾病，贫困，毒品所粉碎而懊恼：这些作者放下书来，在不断竞争的环境中抽出时间聆听同伴倾诉。很多作者安慰 囚犯、单亲父母，住院病人，家庭破落的长者。这些作者当中亦有身在华尔街、“第三世界”、美军战区、近郊、国会山，甚至好莱坞，他们既带来希望，也挑战同 行者。他们听到穷人与富人心灵的呼号，因为他们不为宗教而为生命所蒙召。

本书第一位作者说明了破烂东西仍有价值。在每一位作者的人生旅途上，他们关心人类真正的良善，过于道德理念测试上的理想成绩，他们都进入真理。即或处身苦难，他们也察验到生命是如此的深邃，宽广，且极之值得活下去。

这批作者在人生学习的旅程上，都曾被那带来启迪的恩典触动。基于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理和深爱真理，到一地步像耶稣找到我们并深爱我们那样：或 许本书该易名为《神在哈佛找著我》(Found by God at Harvard)。然而，在某程度上来说，生命是一场寻宝游戏，我希望本书的作者和故事，能成为你的寻宝图与宝藏。让我们开始一起探索那永活的真理，这真 理爱我们，并使我们得释放，能去爱其他的人！

按语：莫莱有八年时间在哈佛大学担任驻校牧师一职，对象是该校的毕业同学。她是哈佛真理论坛的创立人，希望借此将来自不同文化、成长背景的人招聚一起，一同探寻哈佛学院创办人昔日所理解的真理。莫莱现居于麻省坎布里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