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公案 (温源宁·林语堂·吴宓·钱锺书）

作者:谨慎乐观 发表时间: 2004/04/08 13:49

灵感

★ 缘起

1998年5月14日，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同时刊出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夫人杨绛的文章《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后来该文又先后在5月26日天津今晚报》、 6月号北京《读书》月刊、7月号长沙《书屋》双月刊发表，并被许多报刊所转载转摘。

杨绛先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文章中讲述了吴宓与钱锺书的交往，试图澄清她所谓“谣言”与“谎言”，并对“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进行了痛斥，引起读书界的关注。
然而，杨文刊布不久，在国际互联网络上便出现了反驳文章，作者是被人称作“铁杆儿钱迷”的范旭仑和李洪岩。这两位“钱迷”提出：在史实上，杨文净是想象揣摩之词；在态度上，杨文充满偏见和歪曲，有必要一一给予驳正。由于国际互联网在我国尚不普及，所以，他们的反驳文章大概基本不为读书界所知。但是，到6月 17日，事情发生变化，北京《中华读书报》将他们的文章删改并标题为《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一文指疑》，作为重头文章予以刊登。由于杨绛素来人气甚浓，以“纪实”满家名世，人们不敢不愿相信这样一位望重名高的大小说家也作伪，一时舆论大哗。

当时，有位笔名叫“云中君”的自由撰稿人，在1998年7月3日南京《服务导报》上开出醒目的双行大题目：“一起级别最高的文坛公案：学者指称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堪疑”。接着，7月15日《羊城晚报》、7月16日《文学报》、8月4日《重庆晚报》、8月5日《作家文摘》、8月号《香港作家》等纷纷转载。各式文章不断发出，或谓之是“钱迷”对钱锺书夫人的反叛，或谓之是作者对钱夫人的打击报复，或谓之是无理取闹，或谓之应为尊者讳，或谓之是有胆有识的据实直书。争鸣交锋，很是热闹。

笔者搜罗了全部争鸣文章，又仔细考论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围绕着《吴宓日记》中对于钱锺书的记载而展开的。

★ 《吴宓日记》大骂钱锺书

大家都知道，吴宓与钱锺书都是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两人均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有许多学者做专门研究，出版了一些论著。相应地，两个人的历史交往与情感交流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由于受史料限制，人们对他两人关系的认识，只能通过《吴宓诗集》等公开出版物来进行，而这些史料，又主要是表明了二人关系“好”的一面。

这种情况到1998年3月发生了改变，人们以往的认识遭遇极大的挑战。这时人们才知道，吴宓并非对钱锺书仅仅有夸奖，而且还曾经对钱锺书有过非常严厉的谩骂。原来，1998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开始陆续出版《吴宓日记》。这部日记对钱锺书的记载并不很多，但有三段，却对钱锺书进行了极不客气的嘲毁。

1937年3月30日：下午，接钱锺书君自牛津来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题曰Mr. Wu Mi & His Poetry，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故来函要挟宓以速将全文寄温刊登，勿改一字。如不愿该文公布，则当寄还钱君，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其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China Critic一文，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按此言宓最恨……所患者，宓近今力守沉默，而温、钱诸人一再传播其谰言，宓未与之辩解，则世人或将认为宓赞同其所议论，如简又文所云“知我者 源宁也”之诬指之态度，此宓所最痛心者也。

至该文后部，则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 super-annuated Coquette，而宓为中年无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不知宓之爱彦，纯由发于至诚而合乎道德之真情，以云浪漫，犹嫌隔靴搔痒。呜呼！宓为爱彦，费尽心力，受尽痛苦，结果名实两伤，不但毫无享受，而至今犹为人讥诋若此。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彼旧派以纳妾嫖妓为恋爱，新派以斗智占对方便宜为恋爱者，焉能知宓之用心，又焉能信宓之行事哉？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又复钱君短函（来函云候复），告以稿已照寄。近今宓沉默自守，与人无争，而犹屡遭针刺鞭挞，几于岩穴之间、斗室之内，亦无宓一线生路者，可哀也已。四至五时，贺麟来上课，宓告以钱所撰文。麟谓钱未为知宓，言之有理云云。宓滋不怿。世中更无一人能慰藉愿慰藉我者也。晚作函致黎宪初，并述钱文事。

1937年4月11日：日昨接温源宁寄回宓三月三十日所寄去之钱锺书撰《论吴宓之诗》一文。附函谓，本月前钱君曾致温君一函，中论宓诗，命刊登《天下》，业已登入。今此文更详，碍难重登，应由钱君负其责也云云。宓即又以原稿并温函，寄回牛津钱君收，以
了此公案云。

1937年6月28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来言，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宓窃思王文显退陈福田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

这是《吴宓日记》中对钱锺书相互关联的三段记载，最详尽，最惊心动魄，也是杨绛先生文章的重点。由于对这三段记载的理解解释不同，争议遂不能不起。而欲对这三节日记作出正解，则不仅须对吴宓和钱锺书，而且还须对另两个人，即温源宁和林语堂，在三十年代的基本情况有个大致了解。

★ 温源宁·林语堂·吴宓·钱锺书

温源宁(1899 -1984)，现代知名人文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清华聘请校外名教授任讲师，与专任讲师大异）。他是钱锺书“最敬爱的老师”之一，是三十年代钱锺书交往最为密切的学者。他曾经给钱锺书一班人开英语课，对这个学生格外欣赏，给过钱锺书“超”的最高分。在钱锺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温就主动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去教中国语文。钱锺书将这个消息用航空快信告诉父亲，钱基博于1931年10月31日给儿子回信，告诫他要谦虚，“勿太自喜”，因为“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声名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但是，钱锺书当时并没有到伦敦去，不知是事情没有办成，还是钱锺书有意未去。后来钱基博聘请温源宁为光华大学教授。钱锺书的旧诗中，有一首题为“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钱锺书也喜爱温氏的文章，认为其格调、修词均饶风趣，曾经多次提及。

林语堂，现代著名作家，一般人都知道。这里只提示两点：一、温源宁曾经在林语堂面前夸奖钱锺书的才学，他读过钱锺书的英语文章，也很佩服，并在英语文章里称道钱锺书；二、当时他主编着一个中文半月刊，名叫《人间世》，钱锺书曾经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温源宁、林语堂、吴宓、钱锺书，四人中以钱的辈分最低，而学问最好。他们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英文水平都很高，都擅长用英文写作，富有中西两方的学养─吴宓学识相形见绌。同时，他们又都是文人化的学者，相互间都认识，互有交往。吴宓和三人都是朋友，但性情迥异，不够知己，在日记里常常于三人“嘲毁无顾藉” 。

★ 第一场笔墨官司

1928年5月，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在上海创办，华名“中国评论周报”六字为蔡元培题署，由1919年清华毕业留美的桂中枢担任主编，编委有林语堂。1933年6月，钱锺书从北京清华大学毕业（此点很重要）， 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温源宁也南迁来沪。不久，两人也成为《中国评论周报》的编委。林语堂是该刊《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专栏编辑， 钱锺书在该栏目发表过一篇讽刺上海人的小评论。钱锺书还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另有几篇英语书评刊登在潘光旦主持的《书评》专栏里。温源宁则在自己主持的《亲切写真》栏里写了二十多篇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这些小品文气坏了好多人，同时也有人捧腹绝倒。温先生从中挑出十七篇，辑成一本小书，于1935年初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钱锺书将其翻译作《不够知己》，也有译作《一知半解》的。

温源宁的小册子出版后，钱锺书用中文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出版)。钱锺书写这篇书评的缘由，据他本人在《吴宓日记序言》中讲，是应林语堂之约， 林欣赏钱锺书把书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翻译成“不够知己”的“雅切”。而林语堂约钱锺书而不是约他人来写这篇书评，想必因为钱锺书是写这篇书评的最佳人选。在这篇中文书评中，钱锺书赞美了温氏“那支生龙活虎之笔”，“包含好多顶犀利的文学批评”，指出温源宁的风格、体裁和方法是从英国散文家夏士烈德(W.Hazlitt)《时代精神》一书脱胎换骨来的。

对温源宁的小册子，对钱锺书的书评，本来都没有什么好说的。温源宁出版了一本小书，钱锺书写了一篇更小的书评，如是而已。但是，由于书中十七篇小品里偏偏有一篇是讲吴宓的，问题便来了！这样，我们便不得不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中写吴宓的一篇上。

这篇吴宓小传 (Mr.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本登在《中国评论周报》第7卷第4号(1934年1月25日出版)，后由林语堂译成中文，刊登于林氏自己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第2期的《今人志》专栏。这篇文章很有名，流传颇广，许多讲吴宓的文章都提到它。文章采用开玩笑的语气，若嘲若讽，在嬉笑中维持着公正，明贬暗褒，用心本是善的；如说吴宓“脑袋形似一颗炸弹”，“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球”等等。吴宓却对这篇文章非常生气，耿耿于怀，直到1937年2月28日，还在日记中发泄愤懑： 见《逸经》二十四期有倪某重译温源宁所为英文我之小传，而译其题曰“吴宓：一个学者和绅士”，不曰“君子人”。译笔亦恶劣。尤可恨者，编者简又文乃赘词曰：“使吴
君见之必欣然，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源宁也。”呜呼，温源宁一刻薄小人耳！纵多读书，少为正论。况未谙中文，不能读我所作文。而此一篇讥讽嘲笑之文章，竟历久而重译！宓已谢绝尘缘，而攻诋中伤者犹不绝。甚矣，此世之可厌也！

而钱锺书却毫不含糊地说：“被好多人误解的吴宓先生，惟有温先生在此地为他讲比较公平的话。”这大概也就播下了日后吴宓骂钱锺书的种子。不过，温源宁的文章发表之初并没有署名，不够知己的朋友们从文风上推测，认为是出自钱锺书的手笔。数月后，钱锺书春游回到清华，1934年4月6日晚， 吴宓宴请卢前、钱锺书、张荫麟、朱自清等人，大约谈起那篇令吴宓恼火的小传，结果，钱锺书只好出来辩白。可能就在当天晚上，钱锺书作了一首风趣而又装扮出谦逊模样的七言绝句，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不多时公开发表出来：“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沥难得笔如椽。”诗后有个“采本事作注以资索隐”的小注：“或有谓予为雨僧师作英文传者，师知其非，聊引《卢氏杂记》王维语解嘲。”褚先生就是补写司马迁《史记》的褚少孙，钱锺书说他“描叙佳处，风致不减马迁”，而议论却“迂谬直狗曲儒口角”。据说王屿喜欢给人作碑志，人家来送稿费，却误敲了诗人王维的家门，王维对来人说：“大作家在那边！”

这就是本文首先须交待清楚的“第一场笔墨官司”的全部经过。简言之：温源宁出了一本英文小书，里面有一篇讲吴宓的小文章，吴宓看了不买账，骂了作者，而钱锺书、林语堂却认为温源宁的文章写得挺好，对吴宓的评价很公正。林语堂把温的文章译成了中文，钱锺书对温的全书作了评论，而钱的评论偏偏又是林约的稿，发表在林办的杂志上。

又据钱锺书说，他受林语堂邀请作了中文书评之后，温源宁就请他再用英语写篇书评，正是这篇评《不够知己》的英文书评，大大地得罪了吴宓。但是，笔者没有找到这篇英语书评，也就无法予以论列。好在下面要讲述的，是钱锺书的另一篇英文文章。这篇1937年作的评吴宓人品诗品的论文，也曾惹得吴宓大动肝火，并引发了第二场笔墨官司。

★ 第二场笔墨官司

时间稍稍向后移一下，视角稍稍向右移一下，围绕着吴宓的一本书、温源宁主编的一本杂志、钱锺书写的一篇文章，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笔墨官司。事情的基本框架是：吴宓出版了自己的诗集，钱锺书写了内容相同详略不同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温源宁主编的一本英文杂志上，而吴宓看到了未发表的一篇，同样不买账，不过火气更旺了。
原来，193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吴宓自编的《吴宓诗集》；7月下旬，钱锺书得到中华书局的赠书，并回信致谢。此信现收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手札》，里面说：“奉到惠寄吴雨僧先生诗集，感谢无既。已为《人间世》作文介绍矣。专此复谢，即颂大
安。此上中华书局编译所。”这就说明，钱锺书读到的《吴宓诗集》，不是吴宓本人赠送的，而是得自出版单位中华书局（也可能是受吴宓嘱托），而且当时钱锺书就对该书写了评论。但是，钱锺书的评论我们没有在《人间世》上找到；是写了没得发表，还是发表在别的地方？里面都说了些什么？均不得而知。

紧接着，1935年8月，由孙科资助，一夥知识精英在上海创办了一个英文月刊《天下》(The Tien Hsia Monthly)，而主编不是别人，正是温源宁；其中一位主要编委，也不是别人，正是林语堂。林翻译的《浮生六记》，就是首次在该刊发表的。有温林二人在，也就注定了钱锺书必然会与这个杂志发生关系，所以创刊号就刊布了钱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论文。《大公报》1935年10月2日文艺新闻栏介绍《天下》月刊创刊号， 也曾说：“有温源宁、林语堂、钱锺书等的文章。洋人解释中国文化，往往不得真解，非中国明理的学者自己道出不可，林语堂、钱锺书诸公是可以胜任的。”

一年以后，钱锺书正在英国牛津大学念书，一天又收到温源宁寄来的《吴宓诗集》，温源宁请钱用英语写篇评论。于是，1937年3月7日，钱锺书在牛津恼人园（Norham Gardens）16号，作了一篇书信体的评《吴宓诗集》的书评。 温源宁把它立即编入《天下》月刊第四卷四期，1937年4月出版。 从完稿到寄出到刊登，只用了二十来天，足见温源宁对钱氏文章的欣赏与重视。而这篇书信体的书评，也就是《吴宓日记》中所说的“钱君曾致温君
一函，中论宓诗”的那个“函”。《天下》月刊并不难寻，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可是，这篇书信体的书评写好发出后，钱锺书又觉得意犹未尽，便在书评稿的基础上，痛痛快快、详详细细地又写了一篇论文，直接寄给了吴宓，还在附函中对吴宓说，一个字都不能动，看后速将全文寄给温源宁，在《天下》上刊登。如果被评论者吴宓不愿意该文问世，就把稿子退回来，咱们留待百年，让世人去评说。这文章就是《吴宓日记》中所记的名叫“Mr.Wu Mi and His Poetry”的论文。

不赶巧，当钱锺书第二次寄出的稿子经吴宓之手到了温源宁手中的时候，他那第一次寄出的稿子已经刊出了！这样一来，这篇稿子也就无法刊登了！原因很简单：两篇稿子，都是评《吴宓诗集》的，虽有长短详略的不同，但内容毕竟一致，作者毕竟是一人，怎么可以再用呢？所以，十天后，《吴宓日记》转述温源宁的信函说：“半月前钱君曾致温君一函，中论宓诗，命刊登《天下》，业已登入。今此文更详，碍难重登，应由钱君负其责也云云。”

就是这篇未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起吴宓老大不高兴。那么，钱锺书在文章中都说了些什么，竟使得吴宓那样发火生气呢？钱锺书的文章果真对吴宓作了“讥诋”、 “极尖酸刻薄之致”吗？钱文我们并没有看见，但是，从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相同只是相对来说比较简略的书评看，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也还是基本可以确定的。而从《吴宓日记》看，这篇文章至少有两点揭了吴宓的伤疤，惹得吴宓浑身不痛快：第一点，同于温源宁早先的那篇小传，集中在思想学术上，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第二点，体现在道德人品上，即钱锺书笑话了他的老情人毛彦文，品评毛彦文是“徐娘”（“superannuated coquette”）。

实际上，吴宓的无名火起纯粹是他个人的小心眼所致，是他遭受婚姻恋爱失败打击所郁积怨恨的发泄，完全怪不得钱锺书的文章。看《吴宓日记》已经清清楚楚，看《天下》的原文更是确切无疑。钱锺书文章的基本格调，一如温源宁作的那个吴宓小传，完全是公平评价吴宓的，既为老师一洒横遭粉墨之耻，又夸奖了吴的师德和学识，与“丑诋讥诮”完全不沾边。所以，当时贺麟就说“钱亦言之有理”，吴宓本人也自言自语：“犹复谬托知己，赞扬宓之优点”，尽管是气哼哼的。

当然，温源宁和钱锺书都是幽默豪爽的文人，写文章喜欢加些俏皮话，开些善意的玩笑，或者作些修辞上或美学上的处理。按说，这全没什么！不承想，吴宓这个人偏偏“肃穆”得一点幽默都没有，拿着棒槌竟当作了针，貌7b为温、钱是在跟他过不去。这可真应了相声里说的那个话：戏文不作戏文看，硬让关公战秦琼。所以，事情很清楚：钱锺书写了一篇评论《吴宓诗集》的文章，说了几句俏皮话，结果竟惹得老夫子私下在日记中对作者大骂，如是而已！ ★ 钱锺书何时得知吴宓的大骂及其态度对吴宓的不满和大骂，钱锺书一直都是不知道的；这些骂人的私房话都写在吴宓的私
人日记里，钱又怎么会知道呢？吴宓退稿时只“宽恕”地附了封“短函，告以稿已照寄”，并没有“真诚”地把日记上的谩骂抄给钱锺书。但实际上，吴宓可是把这件事记在心头，所以，直到 1937年6月28日，还在日记中表述对钱锺书的“可痛可忧”来着。将近六十年，到了1993年，钱锺书才得知吴宓曾经在日记中毫不客气地骂自己。

原来，在《吴宓日记》出版之前的1993年春季，日记整理者、吴宓离婚时才满周岁的女儿吴学昭（尝改姓更名叫“肖光”），把日记中有关钱锺书的文字摘抄出来，送给钱锺书本人过目，并请钱锺书为《吴宓日记》作序。钱锺书一看，脸色都变了，完全没有想到吴宓在日记中对自己如此痛心疾首。于是，他在1993年3月18日应邀给日记整理者写了一封信，以简代序（钱锺书在信纸的天头上写：“请酌用，如有不当处，便请删削，全权在尊处，我无异词也”）。信是用文言写的，全文如下：

学昭女士大鉴：奉摘示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侑，“愧生颜变”，无地自容。先君与先师雅故，不才入清华时，诸承先师知爱。本毕业于美国教会中学，于英美文学浅尝一二。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倡“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祈向；今代美国时流所讥 DWEMS，正不才宿秉师说，拳拳勿失者也。然不才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师肃穆，故尊而不亲。且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余卒业后赴上海为英语教师，温源宁师亦南迁来沪。渠适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书，中有专篇论先师者；林语堂先生邀作中文书评，甚赏拙译书名为《不够知己》之雅切；温师遂命余以英语为书评。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承命为先师日记作序，本当勉为，而大病以来，心力枯耗。即就摘示各节，一斑窥豹，滴水尝海。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不才读中西文家日记不少，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倘蒙以此书附入日记中，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敬请卓裁，即颂近祉。钱锺书敬上（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

笔者把其中的主要内容试用白话来讲解，请参看：

吴学昭同志：收到您摘给我看的吴宓日记中讲到我的那几节，读后我真就像韩愈在答覆殷侑来信时所说的那样，羞臊得满脸流汗，真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我年轻不懂事，又喜欢开玩笑，加之同学的鼓动，常常卖弄才情和耍弄小聪明。因为吴宓老师很庄重严肃，所以，我对他很尊敬，但并不亲近。而且老师为人诚实，没心眼儿，经常向学生讲解自己的恋爱史。大家当作笑料，到处宣传。我大学毕业到上海教英语，温源宁老师也来了上海。恰好温源宁出版了一本英语书《不够知己》，里面有一篇讲吴宓。林语堂先生请我为此书写一篇中文书评，很欣赏我翻译书名作“不够知己”的典雅贴切。温老师就命我再用英语写一篇书评。我写文章只顾一时取乐，却万万没有想到当年这篇文字会让吴宓老师那么伤透了心！自己的罪过不能逃脱，真该一把火烧光纸笔算了！……

后来吴宓老师对我大度包容，我们关系和当年一样好。但我现在很内疚，没有任何办法去弥补我从前的过错，只有惭愧和后悔的分了。如果您能够把我这封信附录进日记里，让大家知道我这老家伙还不是不明白人间有羞耻事的，我这个老学生或许还能免于被师门除名。

后来，吴学昭就把这书信体的序言影印在《吴宓日记》的头一册上。然而，由于文言文的读解能力和领会钱锺书文风能力的差异，便发生了歧异的理解。它是表明钱锺书在真诚地向吴宓认罪道歉，还是表示钱锺书只是谦恭大度说说客气话呢？如果是认错，那钱锺书到底错在哪里？这些问题，学者们尚在讨论之中；有了本文，相信读者会作出确切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