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se of China’s New Left

Fro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远东经济评论4月号

by Leslie Hook
作者：雷思莉·虎克（Leslie Hook）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Wang Shaoguang）一脸欣悦地斜靠在椅子里，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1]上。“我称之为‘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他解释说，“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如今第一次有了社会政策。”他说，因为社会和经济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前并没有必要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政策。

对王绍光来说，这个转变尽管迟来许久，但仍是个好消息。这位思路清晰的前耶鲁大学教授是一个被称为“新左派（new left）”的中国知识分子松散群体的一员，他们的矛头指向收入增长不均，并认为国家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揉入实施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这一政策目前恰恰开始出现。

社会政策的趋向同中央政府权力的复兴也是联系在一起的。1995年，政府税收在GDP份额中的比例跌到9.9%的最低点。在经过一番协商努力，改进税收收缴之后，去年这一比例达到18.1%，大抵等于1987年的水平。当然，同期的实际GDP已经翻了两番，表明政府有大量财力可用于加强军事、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在社会福利方面增加开支。

财力的复原同王绍光对当前转变的诊断相一致。“在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是嵌在一起的，后来彼此剥离，如今正重新嵌到一起，”他说，“在卫生保健和教育领域，尤其可见。”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那段快速经济改革时期，政府从诸如卫生保健和教育这些领域的撤出导致了巨大的不公平，现在就要开始填补这些不公。

中国政策的变化记录证实了这一观察。全国人大开会之前于2月27日公布的年度立法计划这样说：“由于当前中国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等对待，未来几年内将会有更多涉及社会议题的法律出台。”此外，3月5日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的公开演讲中指出，去年政府用于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支出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39.4%和 65.4%。

但这种转变超越了单单只是在穷人身上花钱。这从对已困扰全国人大多年的《物权法（Property Law）》的争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今年完成相当大的修改之前，该立法一再被搁置，6次未能在每年一度的大会上通过，开创了中国立法史上的一项记录。尽管如此，这项法律仍存有争议，因为它将个人拥有土地的权利写入了一个基于公有制原则的国家的法典之中。而且在社会上，对自由企业的热衷似乎也已达到了顶峰。

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并加快了改革进程以来，实用主义一直主导着议事日程。共产党上层内部的斗争发生在彼此竞争的庇护网之间，而不是不同的政策派别之间。因此，虽然如今的领导层仍由技术官僚主导，但意识形态正有限地东山再起就尤为引人注目。

这场争论不仅充斥于全国人大的各个楼层，也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如何成功地将开放市场同本国的共产主义传统协调起来？援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标语来消除矛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Rise of a Movement
一项“运动”的崛起

在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掌权5年里，新左派已经为这个纷乱不断的社会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尽管其名称是一种误称——在中国，对“左”和“右”的理解与欧洲或美国完全不同——该术语通常指代的是那些反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希望增加社会福利、要求更多的民主参与（但没有正式的选举民主），以及支持更加自负的外交政策的人们。

“它的基本特点包括：关注穷人以及社会下层，并对失控的发展不满，”纽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张旭东（Zhang Xudong）说。张也被视为新左派，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还提到，暴发户的崛起、官员腐败、污染以及“对乡村的破坏”也是这一群体的主要关切。

新左派已经谈论这些话题多时，但近年来中国环境和乡村地区的急剧恶化将这些话题抛到了全国的聚光灯下。据报道，2004年发生了超过7万起农村骚乱事件，其中许多是由于腐败官员非法征用土地，而且，由于体力强壮的男女移居城市就业，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继续老化。

日益严峻的形势无疑是对新左派的一份宣传。王绍光教授表示，六、七年前，中国大学几乎完全被自由主义者把持，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变化了。人们考虑起那些以前不曾考虑的问题。”其他人形容新左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新左派的术语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些贴有这一标签的人害怕被与那些诚心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左派（old left）”强硬派联想到一起。“一开始，我自己不用‘新左派’这个词，它是其他人用来批评我的一个用词，”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汪晖（Wang Hui）如此说，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读书》月刊的共同编辑。

在知识分子对这一标签态度保留的背后，其原因涉及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气候的地震式变迁。张旭东将新左派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出现时是纯学术性的，非常专门地指代那些研究美国或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身居海外的中国学生。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化、私有化以及从福利国家往后退步非常不满。”

张说，在第二个阶段，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正在走其它国家已经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化”的同样道路，他们对改革方向提出尖锐批评。结果，“他们在国内受到很深的猜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正在加快其经济改革步伐，邓小平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口号：共产党必须防右，更要防“左”。

然而，随着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更加阶层化，这些猜疑都过去了。“眼下，最近的一个阶段，新左派已经成了基础相当广泛的社会运动。可能称之为‘运动’有点夸大其词，但无疑这是志同道合者的一个发展趋势，”张说。

不过，在新左派拥护什么的问题上，仍有很大的不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区分是：有些思想家认为新左派是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某种反对者，有些则视之为反对鼓吹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对立面。汪晖赞成前一种看法。“这不是同自由主义的争论，”他解释说，新左派吸收了包括自由主义传统在内的各种智力资源。在他看来，新左派事实上是在同新自由主义争论，他并且建议说使用“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更为准确。

另一方面，王绍光则利用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概念[2]来
定义这些阵营：“自由主义者鼓吹一种19世纪的自由——‘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
om）’，而不是‘做……的自由（freedom to）’。因此他们仅仅是想要摆脱政府控制或
干涉的自由。”他认为新左派鼓吹的是另外一种自由。“不单只是免于政府的干涉，更是
在健康、教育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上享有平等机会的自由。”这个群体更有可能包括了马克
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门徒（student）。

沿着政治光谱更远一点，还有一些思想家介于新左派和如今很大程度上与新左派毫不相干
的强硬派——或者说是老左派——之间。72岁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Gong Xiantian）
便是一例，他的批评对延迟《物权法》通过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一名满腔热忱的马克
思主义者，他形容中国当前的政治方向是终于厌倦了资本主义而准备“回到美好的旧时代
”。

然而，很难说巩献田属于不相干者，这与左翼强硬派——有人形容他们年纪一把、早
已边缘化、成天愤世嫉俗——不尽相同。他的争论要点在于私有产权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中国是一个以集体所有制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并且当他大声讲出来时，中国领导人立马注
意到了。“在2005年（8月），我（在网上）发表评论后，吴邦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很快召见了我，我们长谈一场，”他回忆说，“当年9月26日，他们发布了一项关于公有
财产的声明，强调中国仍然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

由于此类反对，那份法律作了修改，以加强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还增加了一项条款，
规定该法不得同宪法抵触。巩献田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版本（当时并未公
布），并对修改部分和草案予以支持，此前全国人大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对该法的第七版进
行讨了论。

巩的经历表明共产主义信念仍然在中国的决策者中拥有深切的共鸣。然而，这样一个
充满意识形态的争论只是一场意外而不是惯例。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都哀叹意识形态同政
策决定越来越不相关。

“国家基本上是由一群工程师主导，他们是技术官僚阶级，”身为纽约大学文学教授的
张旭东说。“大学生越来越少地热衷政治。”他失望地加了一句。

有些人视之为文化领导权的危机。“现在的领导人确实是正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大
学的文学副教授韩毓海（Han Yuhai）引用邓小平关于渐进式改革的一句名言说道，“我们
有时候开玩笑说，领导人们都是低着头走路，因为他们在寻找躺在地上的金钱。”韩的学
术工作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政治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没有管治。经济是唯一的政
府……金钱是唯一的意识形态。”

然而，当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不满时，他们并没有鼓吹回归中央计划经济。“他们并
没有提倡直接回归毛时代的农村。相反，他们正倡导一个中间道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
模式，英国式福利制度，或者美国‘新政（New Deal）’模式，”张旭东说，一些新左派
认为改革初期是有益的，但随着中国发展所付出的人权和环境方面的代价不断增加，收益
就少了。“早期经济改革是一场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3]，”王绍光说，“但
到90年代末，经济改革已经成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当国家迫使诸如卫生保健
和教育这些部门变得更为市场化时，很多人被简简单单地抛弃了，也丧失了曾经享有的待
遇。
汪晖对由于过度热衷开放市场而招致的问题的描述则吸收了自由主义传统：“市场自由
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可能。因此，它们从来不是无限制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被
控制得过严。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治空间。我们不能让市场控制我们的生活。”它提倡实行
更多的“经济民主”作为解决办法，比如说改善工人权利。

农村始终是新左派尤为关注的一块领域，他们视之为市场经济失败的最佳实例。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Wen Tiejun）描述了他是如何察觉到中国改革掠夺了农村
的劳力和资本，从而阻碍了必需的“三大生产力基本要素”——亚当·斯密（Adam Smith
）所谓的土地、劳力和资本。他认为中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社会，城乡之间最大的差异必然
要求针对乡村和城市采取不同的政策。

他认为改革的事与愿违，是因为决策者对待乡村的方式与对待城市过于类似。“农村
工业化结合农村城镇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他补充说，在80年代农村收入的增
长速度超过城市，“（在农村地区）没有抗议，也没有社会冲突。80年代就是个黄金年代
。社会冲突的出现是因为90年代我们没能找到一条与农村地区的现实相适应的道路。比如
说，法律秩序的实行，这在农村事实上毫无作用。”

新左派将中国农村的不幸视为自身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立场的一种证实。在解释他的杂志如
何有助于透露中国农村贫困时，汪晖面带微笑。“1999年，《读书》发表了一篇有关‘三
农’问题（指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文章。当时，政府甚至不承认存在‘三农’问题，但
两年之后这个问题出现在全国人大的议程上。”

Support From the Top
高层支持

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明显有异，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其象征性姿态展示出不同的领导
风格，这必然让左派感到高兴。胡在2002年当选国家主席后，首先访问的地区之一就是河
北省的西柏坡，这是共产党1949年夺取北京之前最后的所在地。此外，媒体大字报道，几
个月前的中国除夕，温在辽宁省乡村访问了农家，重演了在2005年农历同一天他访问煤矿
工人的一幕。表现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以及访问革命遗址这些行为是在以一种中国领导人
数十年没有采用的方式向该国的社会主义昔日岁月表达敬意。

虽然无疑这会有助于增强左派和新左派的声望，但很多人指出，要判断胡是否真正抱
有左翼信念，或者其政策与政治姿态是否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还为时尚早。“目前他只是
维持现状，因此我们不得不等一等，再看他到底信仰什么，”一家左翼书店的某年轻妇女
说，她要求使用她的网络用户名（screen name）：红星丽人（Red Star Beauty）。

其他人则认为胡已经展现了其立场，并将坚持不渝。张旭东将“和谐社会”的口号以
及胡对共产党遗址的访问描述成“一个显示同朱镕基模式——非常亲商，并极其专注于沿
海地区——温和决裂的相当聪明的方式，以及一个获得某种政治认同的好方式。”

北大的文学教授韩毓海认为胡与毛泽东类似，两人都是本国造就的知识分子，职业生
涯都起自草根阶层——胡在甘肃省工作了14年，那里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相比于邓
和江，胡将是最像毛的，”他断定。然而，愤世嫉俗者认为胡的本质特点是缺乏远见，而
且他在政治色彩上的表观选择不过是居其位者最安全的一个选项而已。

Democratic Traditions?
民主传统？

像毛一样，新领导层也在强调“民主”。在共产党的文本中，该词并非指一人一票，
而宁可说是指更大的群众政治参与。在“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结束
之后，邓使得该党远离了动员行动主义分子的广泛运动。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糟糕的、充
满批斗会和红卫兵（Red Guard）集会的旧时代。但是许多左翼分子意欲在执行党的政策过
程中唤起更加热情的投入。

“我希望回归到民主的最初含义——民治（rule by the people，人民当家作主），”
汪说。实际上，新左翼分子对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看法纷繁。汪描述了一些方案，如通过抽
签决定出一个人民审查委员会来批准重大的政策提案，或者是公众参与编制预算——藉此
，乡镇或农村居民在配置市政预算时也拥有发言权。

其他人则描绘了一种暗含着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不仅仅只是程序问题，”张旭东
说，“当你谈论民主时，你必须在实际问题下谈论，比如财富的民主分配，或者是社会权
力的民主分配。”张认为这种民主观念不同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鼓吹的西方民主。“
在中国，新左派的反对者往往说，让我们拥有法治，让我们拥有选举，让我们按规则游戏
。但那是对民主的片面理解。”

新左派的思想家们批评西方民主，很多人表示他们希望从民主国家已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此外，通过拒绝接受选举民主，新左翼分子相信他们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腐败官员都是那些将从西方民主中获益的人。未来，那些暴发户有可能会利用资本主义式
民主。”巩献田警告说。

张旭东也表达了类似的保留意见：“新左派提倡某种更深入的民主——它必须直达民
众，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城市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将民主等同于法治，这
一切都是意图将他们新近获得的社会地位合法化。”

一些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转向他们所倡导的民主模式。汪晖提及对《物权法》的讨论
。“中国法律制定的方式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他说，“过去，政策都是政府内部制定
，但现在更多的（政策提案）来自社会。”他列举了许多他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与政
府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的因素：互联网以及更广泛的信息渠道；更多知识分子参与到批判
性争论中；以及经济增长。“当社会条件提供了这样一个进行讨论的机会（就像在《物权
法》问题上出现的那样），就是件好事。”

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感受，但在诸如人权和新闻自由的问题上仍存在矛盾。自胡锦涛
执政以来，中国日益收紧对新闻记者的控制，北京的几所顶级大学也都压缩了公开表达意
见的空间。互联网继续受到严密监控和限制。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对《物权法》的讨
论都是在闭门会议中进行，并且直到本稿写作时尚未公布该法。

巩献田认为，日益透明的立法过程以及公众对立法争论的参与都是“进步”的表现，但是
他并不赞同全国人大在上次大会中对待法律讨论的做法。

“他们终止争论的事实表明，他们正设法避免意识形态的讨论，”他说，其他人则将
此与胡温希望在今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前能避免论战联系到一起，这件五年一度的
大事最有可能预示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变化。巩献田认为前述法律的起草过程“太秘密
”，并认为全国人大的处理方式“不对”。

新左翼分子对新闻自由的讨论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突显出贴有这一标签的人们
的多样性。在较温和的一方，汪晖提倡不断增大讨论空间，他暗示自己已直接体验到媒体
审查制度有多难处。“我做了11年的编辑，我无法泛泛而言去描述这种体验，”他停了会
又说，“只有通过不停表达你的观点，你才能扩大讨论空间。”

然而，其他人立场暧昧，似乎不那么确定。像汪晖一样，王绍光也认为，应该允许人
人言论自由。然而当被直接问及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制度时，他露出惊讶之情。“我没有
这样的经历，我在中国的朋友中，大多数人都能以相当有效的方式使用互联网。”而左翼
强硬派则走得很远，他们支持政府干预新闻自由。“对媒体是有明确的控制，”自称属于
毛主义者的“红星丽人”告诉我说，“但那是必要的。这同美国完全不同——我们需要某
些引导。”然后她离开去书店里面与同事一起去享用外带套餐。

新左翼分子也不常提及人权。“人权不是毛泽东世界观的一部分，”韩在论及中国外
交政策时表示，立马又提到因反西方情绪而闻名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
社，1996年）一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因为中国人权取得了改善，这些知识分子才能有对一个已基
本成功地排斥了意识形态的政府表达其不满的自由。当自由主义价值得以更牢固的确立之
时，那些渴望较少经济和政治自由时代的人们才能够再坚持其观点。无论中国领导人对此
是否赞同，这都成了他们要面对的另一项挑战。

那么问题就成了中国正面临怎样的一种“大转变”。除了拥有社会政策外，这个国家
眼下对他们该做什么仍存有争论。穷苦大众对更大的社会公平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如
何实现真正发言权的要求，而那是国家领导人和新左派都不愿看到的。

虎克女士是在《评论》工作的“普林斯顿在亚洲（Princeton-in-Asia）”[4]项目成员。

[1] tipping point，“引爆点”。这个术语源自流行病学，指的是某种传染疾病达到超出
任何控制其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因此，又常被认为是（并译作）一种“拐弯点”
、“翻转点”、“踢爆点”等。《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所撰
的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给出的定义是：“引爆点就是质变来临前
的关键一点，就像沸点和临界点”。如今该词已经扩展到许多领域：记者把它应用到的社
会现象，人口统计数据和任何可能导致其他影响的变化中。销售人员把它看作是会引起大
量销售的开端。在某些应用中，“tipping point”只是它本身增加的意思，并没有额外的
意思，但它出乎意料的成为会引起较大影响的额外改变的总量。在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中
，引起出乎意料结果的蝴蝶翅膀的小小挥动就是“tipping point”。然而，“tipping p
oint”所引起的影响是立即可见的。当重要的条件都满足时，“tipping point”就会发生
。能达到翻动点的事物包括：社会愿意忍受同性恋结婚，零售业的RFID技术和Web服务的广
泛采用。如此等等。

[2]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犹太人，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牛津大学获文学和哲学学位，1957年担任牛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同年被授予爵士称号。
1971年又被授予功勋勋章。此后曾任牛津大学沃尔弗森学院院长、英国科学院院长。伯林
在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划分，将自由分为积
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
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
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LIBERTY TO……）。这种自由是“做……的自
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
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LIBERTY FROM……)。在伯林看
来，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
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明确地提出了自由制
度的基本理念上的两种思路。

[3] “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负和游戏” （Negative Sum Game）或“正和游
戏” （Positive Sum Game），搏弈论原理。两人对弈，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
，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者得-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
+（-1）=0。零和游戏原理揭示的实质是这种游戏的输赢双方的游戏总成绩永远是零。社会
生活中有太多的情况与零和游戏有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喜悦建立在失败者的痛苦之上，
胜利者的光荣背后隐藏着是失败者的辛酸与苦涩。“负和游戏”是指，博弈双方虽有一方
获胜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不偿失，可谓没有赢家。“正和游戏”是指，赢家所得比输
家所失要多，或者没有输家，结果为“双赢”或“多赢”。
有关“零和游戏”，有个有趣的故事：有两个经济学家，在马路上边散步边讨论经济问题
。甲经济学家突然看见了一堆狗屎，思索着对乙经济学家说：“你如果吃了这堆狗屎，我
给你100万块钱。”乙经济学家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经受不住诱惑，遂吃了那堆狗屎。当然
，作为条件，甲经济学家给了他100万块钱。过了一会儿，乙经济学家也看见了一堆狗屎，
就对甲经济学家说：“你若是吃了这堆狗屎，我也给你100万块钱。”甲经济学家犹豫了一
会儿，也经受不住诱惑，吃了那堆狗屎。当然，作为条件，乙经济学家把甲给他的 100万
还了回去。走着走着，乙经济学家忽然缓过神来了，对甲说：“不对啊，我们谁也没有挣
到钱，却吃了两对狗屎！”甲也缓过神来，思考了一会儿说：“可是，我们创造了200万的
GNP啊！”

[4] Princeton-in-Asia，“普林斯顿在亚洲”。19世纪90年代晚期，“普林斯顿大学费城
协会”曾为天津和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提供了相当的支持。随后，普林斯顿大学
的毕业生受邀到中国来，为的是“联合发展和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最巨大的资源――强壮
的年轻人”。听从了这一召唤的普大毕业生们在天津成立了当地第一所高中，在北京创办
了商业金融学校。他们还组织了很多夜校和娱乐活动，还在全国的赈灾活动中起到了突出
的作用。所有这些努力演化成了一个长期的、世俗的志愿者和交流项目，即现在所说的“
普林斯顿在亚洲”（Princeton-in-Asia，PiA）。PiA始终致力于作为亚洲各国和美国之间
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并帮助“需要美国人来教课和/或者提供专业技能的亚洲机构”和“
合格并且很希望提供服务的美国人”之间建立起联系。PiA独立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它的资
金来自私人捐款、校友网络以及拨款。目前，PiA每年资助65位年轻的老师和专业人士到中
国、日本、香港、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泰国、老挝、越南等地
工作。平均下来，每年派到中国的实习生约为20到25人，在中心城市或者农村地区从事不
同领域的活动：教英语、在非政府组织或者在商业/法律领域内工作。PiA安排的大多数实
习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一般会在亚洲上述国家呆一年，也有一些职位可以选择再延
长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