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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仁慈犹如美化建筑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呼吁人们实践仁慈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好比支撑整个大厦的中心支柱。这根柱了一旦动摇，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宏大而雄伟的建筑必定会在转眼间土崩瓦解。所以，正义必须要靠强制来推行。”

在脸书上，时常看到大家对时政颇感兴趣或做出各种激情的评断。有时各持己见，还挺较真儿。这里，建议大家熟悉一下西方政治学里一个基本概念：strong state vs weak state。尽管中国秦朝就有“民弱国强”的概念，但没有目前西方社会科学的认识那么具体和深化。网上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很多，这里毋需多舌，简单地说：专制体系的国家都是国强民弱，而民主国家则是民强国弱。当然，出于各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这种“民弱国强”或“民强国弱”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通常，对于这两种概念的认同基本来源于自身的社会阶层归宿感。比如有大陆网民借用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一句话：“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会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 来比喻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并在推特上写道：“香港的鸡蛋基本都站在鸡蛋的角度看待“反送中”议题；来自大陆的许多韭菜为何在替镰刀发声？” 很多在美国初来乍到的留学生，特别是文科生，对美国总统的无能为力或匱乏威權感到很惊讶，因为”三权分立“的缘故，总统只有在国会限定法律内的行政权力，钱包和拨款是由国会掌控，涉及法律议题裁决在各级法庭，媒体还天天找茬抨击。總統搞不好还会被国会和自己管辖下的司法部门调查，随时面临被弹劾可能。说到这里，一定得提出在政治经济学里的纳税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与居民概念的区别。纳税人（公民）是有选票权力。议员以及总统和内裤一样，时间长了会腥臭，定期要换的。而专制体制里没有纳税人（公民）和投票人概念，没有参与国家事务话语权，也就是当个居民或韭菜（清朝叫奴才，现在俗称”屁民“）。专制体系有时效率高，比如一声令下，所有外国社交网络马上就都被封杀。有时效率低，办一件事往往经过很多部门和机构批准审核。在美国，有些事情效率不高，比如搞个基建工程要拖很久，需要考虑当地环保和各种劳工法律等等复杂因素。有的事情效率高，比如好莱坞出电影不需要政府宣传部门审核。从法律层面上讲，在美国，对于纳税人来说，只要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做的以外事情都可以做，比如偷窃等等。而对政府来说，只能做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事情，其它都不能做。比如持枪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权利，政府可以考虑法律容许下增加限制条款，但无权废除，必须国会立法批准。在专制体制下，统治政党可以做几乎任何事情，包括凌驾于自己写的宪法之上，甚至出动坦克上街，法律是给居民的。虽然号称依法治国，但党领导法庭。比如宪法指定有言论自由，可大家心知肚明是废纸一张。你可以到纽约时代广场上或白宫前面举牌子抗议，你去天安门广场举牌子试一试？此外，教育内容和方式在强国和弱国也有所不同。清华，北大有党支部和团支部来统一大家思想，而哈佛，耶鲁有这种系统洗脑机制吗？统一思想的实质是混淆党和国之间的区别，把爱国等同于爱党，便于维护统治。在西方，没有人会把政党等同国家概念的。反对执政党的媒体和不同声音的人可不等于不爱国。时间久了，在这两种不同体系里长大的人会形成两种世界观，对人生中很多基本问题会有本质上的不同认识，乃至愤然地互相敌视，其实很没有必要。也有人把强国说成墙国：把中国防火墙比如当年的柏林墙，如果防火墙倒了，在信息流畅的社会里，富有聪明才智的中国人自然知道该如何选择和如何做了。。。英國首相丘吉尔说過：「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东西。」如果中国也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社会，勤劳伟大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输给任何民族，也会建立一个美好的有投票权的公民社会。谁说中国人不配自由社会？

读书，是去别人的灵魂里漫步；
旅行，是去陌生的环境里感悟

在甜蜜的梦乡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当太阳升起，生存的斗争重新开始时，人与人之间又是多么的不平等。—电影《总统先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自己的大婚：民国政府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 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真正的环保企业，是卖方便面的，一年卖出一亿多份红烧牛肉面，还不需要杀死一头牛。

理发师与妈妈其实有一个共同点：理发师永远不懂一厘米的长度，妈妈盛饭时永远不懂半碗的深度。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点：前者让我们失望，后者让我们感动。

莫扎特《安魂曲》，其中歌词：”审判者未来驾临时，一切都要详加盘问，严格清算……..展开记录功过的簿册，罪无巨细，无一或遗，举世人类都将据此审判。”

那些能找回的東西，從沒丟失過；
那些丟失了的東西，從未真正擁有。